元代文人心态的三棱镜——对元杂剧中“吏”形象的具象解读.docVIP

元代文人心态的三棱镜——对元杂剧中“吏”形象的具象解读 冯璐 内容摘要：本文从杂剧作家的自我补偿心理、清醒的自我体认和错位的呈现形式三个方面对元杂剧中几个典型的“吏”形象作了具象的分析解读。试图通过这种解读探寻元杂剧作家的写作心态和生存状态。 关键词：文人心态元杂剧“吏”形象具象解读 在元杂剧的公案戏中，“吏”的形象本可以像一束投向三棱镜的光，能够折射出许多原本被隐匿了的色彩。但事实上这一类形象因写作的需要，却在很多时候成为剧作家要着力描写的“官”形象的附庸，因而并不都具有完整的性格和清晰的面目，所以，他们的形象似乎一直是模糊的。也正因为此，从哪一个角度来分析“吏”的形象也就成为首要的问题。现在可以看到的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制度出发，将“吏”作为一个群体加以分析，以期在较深广的社会意义或现实价值等方面对其做出评价。本文则选取了元杂剧公案戏中三个典型的“吏”形象来加以具体分析，试图用一种具象的解读方式让元杂剧中这一类看似不足道但却大有深意的群像清晰起来，并重新赋予他们以独立个体的意味，希望能以此来探询元代文人对当时政治制度的复杂心态。 自我补偿——清明政治理想的次级化身 在元代，蒙古贵族以征服者的气势把持着权力统治的中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担任行政首长的多是蒙古人、色目人，而他们却因语言、民族习俗等方面的障碍往往“不谙政事”李翀《日闻录》，上海博古斋，民国11年版。。正是基于此，需要一些精通法度、熟悉政务的汉人为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甚至“办集一切”王恽《秋涧集》卷四十六《吏解》，四部丛刊本。。因此，元代吏员的地位在历史上是较为特殊的，“曰官曰吏，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每以字呼，不以势分相邻也。”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14。在元杂剧作家笔下，这些沆瀣一气的贪官污吏总是以夸张变形的面目出现，因而，以正面形象示人的能吏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张孔目智勘魔盒罗》中的张鼎就是其中之一（另，孙仲章名下有《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一剧，也以张鼎为主角，两部戏中的张鼎当是同一人）。以《魔盒罗》为代表，六案孔目的形象表现为公正、冷静和理智，几乎就是理想政治的化身。由此可以窥见，元杂剧作家在“每沉抑下僚，志不得伸”胡侍《真珠船》，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的现实中创作这些剧目，似乎也隐含着某种自我补偿的心理。 在《魔盒罗》一剧中，主角张鼎虽然到第三折才登场，却不能掩其光彩。前两折县令和萧令史在昏昏昭昭的状态下审案、定案，完全不分青红皂白。而张孔目甫一出场就唱到：“我想这为吏的扭曲作直，舞文弄法，只这一笔上，送了多少人来也啊！”本文所引杂剧原文均据明代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他意识到自己虽权力在握，但这种权力却能决定人的生杀予夺，因而是不可滥用的。显然，这样的出场唱词就使观众易于看到他作为执法者的品性。忠于法律和恪尽职守是张鼎的行动信条。他慧思明辨，在官司已成定案时一眼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和疑点，并细审慢问，透辟分析，终于使案情水落石出。在断案过程中，他审时度势，悉心推理，既要应付上级的无知，又要面对令史的冷眼，但他还是在三天的严限中为民洗清冤情。可以说，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断案战斗。最终，虽是张鼎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但他却赢得并不彻底。剧中与张孔目地位同等的萧令史仅以“杖八十”从轻发落，贪官县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的结局就区别于一般的包公戏：“葫芦提”的公案靠更高一级的权力象征——黑头包公来决断，贪官污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罚，付出相应的代价。而张鼎所断此案却没有这么痛快。当然，剧作者在这部戏中安排这样的结尾也是符合客观现实的。毕竟，一个小吏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要么是随波逐流，作一个贪官昏官的走狗，要么就是在法制废弛的黑暗中苦苦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后一条路显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虽然只能够在夹缝中尽力减少冤假错案的存在，但这对于他们的卑微身份来说已是难能可贵了。 显然，像张鼎这样的清官形象并不是最理想的。元人理想中的清官形象无疑以包公为代表。他应该既高高在上秉公执法，又深入民间体恤民情。包公在审案中几乎均是以广大人民能够接受的常情常理而非王法作为标准，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利用和解释王法，为百姓伸张正义。这种在现实中被视为儿戏的断案方式屡屡出现在元前期的作品中，这就使他承载了太多本不属于历史真实的任务和理想色彩。而张鼎则秉承了现实中清官刻板与严肃的特征，但其冷静甚至有些冷酷的性格却是传统“清官”模式中少见的。剧作家在刻划这一形象时，似乎更注重其理性的力量而非情感的渲染。在《魔盒罗》中，我们看不到《蝴蝶梦》里包公放生小蝴蝶的怜爱之心，有的只是一种已成习惯的职业素养与理性思辨。从这个角度上看，傅谨先生在《六案孔目与技术官僚治国》一文中的观点还是有其合理性和深刻性的。他认为，“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