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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1 / NUMPAGES8 民营企业如何设置董事会 　　董事会的设计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每一种选择都有相应的成本与益处。比如，聘请官员背景的董事或有利于企业争取资源与市场，却未必能创造股东价值，并需付出股票折价的代价；聘请教授为独董可以满足监管要求，却可能降低独董的专业性，也难获得有用的监督建议。要甄选、配备合适的董事，企业家们需要根据企业的特点进行“量体裁衣”的设计。 　　来自全世界的研究没有发现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规模或组成与企业的业绩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这绝非意味董事会对企业无关紧要。聪明的企业家们知道，良好的董事会设计可以反映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文化特质和经营理念，向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的信号，有利于降低公司的交易和融资成本。 　　在西方公司治理框架下，董事会的主要角色是代表股东监督经理层，为公司管理层提供专业咨询。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实际监督功能一般很难发挥。但就像从穿戴打扮可看出一个人的品味与气质，从董事会的组成我们可得知企业的价值观与文化。例如，董事会有高比例的家族成员，反映的是一种“家文化”；有高比例的政府官员，显示此企业的经营依赖政商关系；有高比例的职业人士，则反映企业市场导向的经营理念。这些差异并无优劣之分，亦即董事会的设计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每一种公司治理结构都有相应的成本与益处，企业家们在确定了经营理念与模式后，便应量体裁衣地设置符合此理念的董事会，并考虑成本与效益。 　　官员领导与官员董事：未必创造股东价值，反有折价效应 　　笔者的前博士生余玮在论文研究中收集了所有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与高层经理人员的履历，结果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平均有超过20%的董事为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并且这一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图1）。另外，《投资者报》今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有31%的民营上市公司聘请了官员担任董事或高管。 　　国内民营企业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董事？一个猜测是中国目前仍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发展仍待完善，各级政府影响甚至主导商业资源分配，政商关系可以成为企业争取资源与市场的重要优势。那么，聘用政府官员担任企业管理层或董事，最终能否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笔者数年前在美国《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发表的一项研究检视了630家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IPO后的市场表现，结果发现，首席执行官（CEO）是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上市公司，在IPO之后的3年时间里，经调整过市场整体回报率后的价值损失了超过40%，而由未曾担任政府官职的CEO领导的上市公司价值损失仅为10%（图2）。这一发现强烈质疑高管的官员背景最终能创造股东价值的说法。反倒是企业聘用政府官员需要付出股票折价的代价，因为投资人怀疑这些企业的利润可能被输送到官员所代表的利益方，而非公平地与股东分享。同时我们也发现，由官员任领导的董事会中，通常有更高比例的官员董事，而来自其他企业或具有专业背景的董事比例则相应较低。因此，官员领导与官员董事，会被股票投资人解读为一种寻租文化，而他们无法分享此经营模式所带来的利益。 　　图1也显示民营企业中官员董事的比例与国企相近，那么，民企的市场价值是否因官员的参与而有所提高呢？余玮的研究发现，民企的市值与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官员背景没有显著的关系，亦即民企能以政商关系为投资人带来超额回报是可被质疑的说法。 　　依赖政商关系的经营模式也为投资人带来额外的风险。笔者对国内曝光的23起省部级官员贪腐案件进行了研究，追踪了所有高管或董事与落马官员有关系的上市公司，并对案件曝光前后的公司股票回报率走势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与贪腐官员有关联的上市公司在案件揭发后一个月之内的市值在调整过整体市场回报率后损失接近10%. 　　依赖政商关系的副作用还包括企业透明度的降低。以近日紫金矿业的污染事件为例，市场怀疑紫金之所以违反证监法令、未及时披露这一投资人重视的价值敏感信息，与企业同地方官员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关。在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的政商关联激起了各方对其公司治理的质疑。从2009年公司年报中披露的董事会名单可见，在其7名非独立董事中，有3名曾在政府相关部门任职，而4名独立董事中有3名曾任政府官员，监事会主席和其中一名监事也都是企业所在地的前任官员。上述董事每年从公司领取了174万至15万元不等的薪酬，却辜负了投资人对他们的信托。紫金矿业污染事件被掩盖，董事会责无旁贷。而在此次事件曝光之后，众多的官员董事也没能对于公司改善公众形象有所帮助，反而成为官商关联的反面案例。 　　官员进入企业是一把双刃剑，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下，利用官员的关系网络固然可以使企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租金，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和法制水平的不断发展，这种关系网络带来的垄断租金越来越小。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聘用政府官员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