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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不得不反思的五大社会问题 作者：牛宁 　　又一个“六一”儿童节伴着初夏的热情如约而至。 　　笔者记得自己小时候最盼望过两个日子：一个是自己的生日，另一个就是儿童节。每逢“六一”儿童节，幼儿园、学校都会组织各种庆祝活动或演出节目，老师们和蔼地给小朋友们分发礼物或零食，爸爸妈妈也都会请假前来观看演出，不时举起相机给孩子们留下儿童回忆。一张张笑脸，一阵阵歌声，都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可是不知从何时起，伴随这群祖国之花朵的似乎不再只是欢声笑语、天真无邪。有关少年儿童教养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小学生遭校园性侵，低龄少年自杀......这些消极负面的暴力字眼与这个本应光鲜烂漫的群体组合在一起，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幼儿园虐童：护花园丁为何变母老虎? 　　近年来，幼儿园老师虐待孩子事件屡屡发生。2012年底，浙江温岭某幼儿园老师毒打两岁幼儿十分钟的视频在网上一经发出，引发轩然大波，此后山西、山东等地均有幼教虐待儿童的消息曝出。本该是最温柔、最慈母的幼儿园女老师，原来比母老虎还凶猛。看着受伤孩子们惊恐的脸，社会发问：师道焉存?人性何在? 视频截图：幼儿园老师竟如此对孩子“耳提命面” 　　究其原因，舆论普遍认为，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中的短板，长期投入不足导致了学前教育师资紧缺。在很多地区，特别是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中存在大量无教师资格证甚至非学前教育专业的聘用教师，入职门槛太低，导致教师鱼龙混杂，素养低劣，无职业道德可言。 　　此外，还有不少媒体质疑幼儿园教师的准入机制、幼教行业的监管机制，呼吁要加大教育投入，改变幼儿园教师数量不足和幼儿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现状。这些问题的确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依照教育法，教育监管部门应该严肃依法取缔，教育部门仅发文而没有实际的治理行动，这凸显了监管乏力。在熊丙奇看来，“黑”幼儿园的存在，表明我国并没有“依法治教”，政府没有履行投入责任和监管责任。如果政府投入到位和监管到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除了学校、监管部门之外，更多的声音还是看重家庭在儿童成长与教养方面的作用。人民日报海外网刊登张岩文章指出，正是由于家长的“不在场”，使原本平衡的幼师、家长、孩童三方关系，蜕化成了幼师、孩童两方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这样的不平等关系中，便可能产生幼师侵害儿童权益的行为。因此，“将家长的作用积极引入幼儿园教育中，将是解决我国尚不完善成熟的学前教育体制所存隐患的一剂良药。”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浙江温岭虐童事件引发舆论焦点已偏出“教师虐待”本身，随后曝出的判决结果更是引发一场热议：涉案者不构成犯罪，被无罪释放。不少颇具“正义感”的民众对此判决很不买账，认为“相关部门不作为”;更多的人则呼吁尽快推动“虐童入刑”。人民网刊文称，这是“民意所向，剑锋所指”，面对接二连三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当务之急，是广泛征集民意，像“酒驾入刑”一样，启动关涉虐童等相关案件的立法工作，补牢法网，震慑违法之徒，还儿童一个温情、健康的学前教育。 网络走红漫画“妈妈再打我一次” 　　儿童被家暴：法律管不了打自家孩子? 　　由幼儿园虐童事件还引申出其它与儿童有关的社会问题大讨论。时评人赵查理认为，不是只有暴打才叫“虐童”。当前，公众对“虐童罪”的理解，大都限于打儿童耳光、罚站、拽耳朵等暴力手段，而且主体都是外人。倘若是父母用暴力管教不听话的子女，又该作何理解呢?“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的想法，还广泛存在于家长的脑中。这就引出另一个与儿童教育问题息息相关的话题——家庭暴力。 　　2012年，广东深圳市大鹏新区一位母亲虐待亲生女儿致死后，残忍的焚尸伪造现场企图销毁罪证。父母虐待儿童致死，这种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的事情绝不是孤例。翻开这些案例的卷宗，长期虐待、殴打儿童的细节几乎让人不忍卒读。 　　开水烫头、渔线缝嘴、跪碎玻璃、针扎手指……2013年5月，网上曝出贵州金沙县11岁的女童杨科贤饱受虐待长达5年之久，施暴者就是她的亲生父亲;2014年5月，同样也是“儿童节”前夕，青海一六年级男童被后母残忍的撕裂嘴巴。 　　如果说幼儿园教师虐待儿童事件已让人不忍直视，那么这些发生在家中的虐童事件更是泯灭人性、天理难容。 　　有人认为，虐童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概率仍是少数，一旦发生，多半出于“重男轻女”思想作祟，深圳商报记者根据一项调查得出结论支持这个观点。不过，或许这项调查受限于调查区域及时间，并不一定具有全国普适性。 　　还有人认为，虐待儿童的事情多发生在“不好”的或者低收入的家庭，但真相却是：在各种社会经济条件、各种类型的家庭中，都有虐待儿童的事情发生。 　　“因为爱你，希望你好，所以打你。”虐待儿童虽是个全球性问题，但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诠释。虐待致死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