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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关角度分析富士康对跳楼事件的回应 社会学0802班 陈晨 2008311204244 有没有不需要公关就能活得很好的企业？如果最近提出这个问题，得到的大多数回答会是：“有啊，就是富士康”。 但富士康给人们留这么个印象其实有点冤枉，以今年世界杯期间的公关活动为例，富士康针对国内高校学生的公关也是有声有色的，主题“欢跃足球嘉年华”的校园活动从北京开始，在世界杯期间开展到全国16个省市的几十所高校，影响人群达150万人，富士康和合作企业的高层领导也参加活动助威。可以说如果不是一头撞进了“劳工门”，在“得世界杯者得天下”的2006年，富士康的公关表现并不差。 在刚过去的富士康事件中，富士康的危机公关失分不少，但一些没按常理出牌的地方至今仍让很多人不解，比如在中国国内，工人加班的负面报道本身对企业构不成大的威胁，富士康却突然向报道此事的《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索赔3000万，这让公众理解为作风霸道、捏“软柿子”，不过即使是挑软柿子捏，也没有必要一上来就索赔3000万，很多媒体评价这是富士康在炒作自己的知名度，但是要知道，富士康是个代工企业，只要追求代工圈里的知名度就可以了，富士康已经做到世界“代工王”级别，用一个负面事件炒作自己知名度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很多营销圈人士对富士康的危机公关评价不高，北京关键点公关公司董事长游昌乔的评价就很典型，对《成功营销》记者说，“富士康的危机公关是‘一拍桌子’做出来的”。 由于富士康事件发生在中国，所以很容易让人感到富士康的公关危机也发生在国内，但既然是危机公关，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真正的危机来自哪里，企业要“攻”谁的“关”。 富士康是一家涉及电脑、通讯、消费性电子领域的3C产业代工企业，所代工的有苹果、摩托罗拉、诺基亚、惠普、戴尔、索尼等享有国际声誉的强势品牌，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全球500强之一。所以从富士康的企业生存环境来看，富士康是一家主体在中国，但是主要收益需要在西方世界才能变现的企业。 资深公关专家林景新对《成功营销》记者表示，富士康的公关始终是一种进攻姿态，而富士康也以诉讼的形式把握住了法律的底线，就如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所说，“我们现在走的是司法程序，司法是最公正的。如果说富士康采用了什么高压手段，除非说司法是不公正的。” 但是富士康在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营销界人士关注。富士康事件刚刚开始的6月份，富士康集团高层就表示，“不排除会起诉作出失实报道的国外媒体”。而7月4日，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再次表示，富士康正在考虑是否对英国一家媒体提起诉讼，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富士康真正起诉的是《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而在富士康事件接近尾声的时候，鸿海集团全球发言人被问及为何没有起诉英国《星期日邮报》而是起诉《第一财经日报》时表示，“没有起诉并不代表以后不会起诉”。 可以说，富士康并不像很多人评价的那样简单，在对西方媒体的控制上富士康就始终保持了一种引而不发的状态；而富士康在中国近似夸张的诉讼做法，在西方有个名称，叫“‘利益伤害’威慑媒体”，是一些强势企业集团制衡媒体的重要手段。 从舆论的表现来看，即使富士康及其高层在事件曝光后迅速做出了相应的动作及表态，同时也承认自身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并表示将检讨内部管理不足，但网络舆论仍以责骂为主， 一方面，此次危机事件直接导致富士康再次成为媒体和公众讨论的热点对象，并受到公众的责骂，势必使公众对其品牌形象的不良认知进一步加深，从而对其与客户、供应商及经销商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同时，由于同事的非正常死亡，也会令富士康员工心理受到较大影响，对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并不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若此次事件处理妥善，也不失为可推动富士康与各个利益相关方改善关系的一次良机。富士康可就此对在公关方面所存在的缺失进行反思与重新思考，富士康若能提高对公关的重视，势必能一改其以往被人诟骂的负面形象。 近年来富士康频频遭遇舆论风暴，员工自杀事件也并今年才有，提高公关能力，改善企业形象已经是富士康的必须选项。在公关方面，可以说，富士康面临着四大挑战： 第一、富士康的公关意识、能力与企业实力不匹配。由于产品代工业务面向的是苹果、戴尔、惠普等国际巨头，远离终端市场，与消费者也没有直接的接触。因此，长期以来富士康并没有强烈的公关意识，进而导致公共关系处理能力的薄弱。富士康与媒体缺乏良性的沟通互动，与媒体打交道多是突发事件后的被动应对。危机公关时的许多处理手法也往往显得敷衍、生硬，这常常让富士康在舆论氛围中又主动变为被动，被动陷入更加被动，没有体现出与富士康规模、实力相匹配的企业实力。 第二、富士康在公众中已经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从“血汗工厂”论，到“3000万天价索赔记者”，再到去年的“员工因丢失手机自杀”，再到此次“十连跳”，富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