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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性问题(一) 对都市文化和政治的研究由来已久，有一个很长的谱系。从我自己受教育的经历来看，它始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将都市的特殊性质作为一个政治领域进行研究，此后，在有关都市的写作里都有它穿越世纪的回声，并极大地影响着当代主要的都市和政治评论者，包括刘易斯·曼弗德，汉娜·阿伦特和理查德·塞内特。这里，我并不打算把对都市研究的讨论延伸到那么远，而是集中在现代都市文化研究以及从事这一研究的方法上。对我而言，就是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二十世纪的现代都市研究。在关于都市和都市文化的研究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创新性，我们的目的地始终是在前方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回望那些现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先驱者是有益的，至少，对一个经受史学训练的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是这些先驱者把我们带入了今天的都市文化研究。我们仍然站在这些经典的都市研究者的肩上，那是巨人的肩膀。然而，回归他们的目的部分地是为了越过他们，得出我们自己的范式。因此，我先把本世纪以来的主要研究方向作一个简略的划分，所包括的类型有：1，都市生活的心理学，我尤其认同乔治·西美尔。2，都市的和在都市中的表现实践，这一点我与瓦特·本雅明和罗兰·巴尔特是同党，虽然他们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3，都市文化的物质基础，包括经济、空间和形式的生产、社会关系等。大卫·哈维尤擅此道，可以参见他的近作《巴黎：现代性之都》。4，文化生产的模式和都市文化产品的特殊形式，特别是当其关涉现代主义时，我认同雷蒙德·威廉斯。5，大都会文化和国家文化的关系，有许多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但只有简·雅各布在她的名著《城市和国家财富》中脱颖而出。关于最后一点，我会在发言中介绍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出现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大都市（grosstadt）和世界都市（weldtstadt）都常常被称为大都会。实际上，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的理念总是暗含在我对其它范畴的理论探讨中。因为在我们讨论的例子里，大都会和大都会主义都显示出了其重要性。我希望对大都市一词的简要历史描述能为接下来的讨论明确一些概念。英文的大都会“metropoli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它的意思是“母城”，即有殖民者去建立新城邦的那个原来的城市或者“城邦”（polis）。古希腊的自然资源相当有限，难以支撑大都市。而殖民则有利于限制城市的无限扩大。理论上来说，新城市和“母城”在地位上是平等的。有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即，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是自治的，这就是城邦的全部含义，也是今天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城邦（polis）生活的由来。同样，源于希腊语的英文“白痴”（idiot）一词即指那种不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人。但实际上，在母城和它的殖民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它们分享神祀，形成军事同盟。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等级关系进一步明晰。罗马处在由其附庸城市构成的网络中心。随着罗马的衰落和基督教的上升，这种等级制度被削弱了。中世纪欧洲的省级城市成了主教们的席位，但除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控制之外，它们仍然还有相当程度的城邦自治权。此时，罗马仍然是中心。但是，当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赖斯在1864年描述作为一个中世纪大都会的罗马的特点时，大都会和它的附属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显露了出来。“对于一半的基督教国家来说，罗马是一个宗教的大都会，也是一个艺术的大都会。”对此我有五点要谈。首先，它表明了，大都会在受制于某一特定政治权力的同时，它也可以超越这样的权力或者国家。这意味着，它能超越自己。这就带出了我的第二个论点。当绝对权力统治着帝国的时候，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一定环境下，人们自己可以和大都市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由联系。第三，对人、事物、知识甚至金钱来说，大都市都是一个十字路口。它和其它地方密切相关，其本身是一个非匀质的环境。第四，只有在人类经验而非其它领域内，一个城市才可能被公认为一个大都市。纽约被称作世界的文化之都，但它应该还有更多特殊性。这一称谓在视觉艺术和音乐方面可以站住脚，但对戏剧而言则并非如此。最后，大都市的身份还是它自身历史的产物，它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文化的分层。它是一个历史的沉淀物，揭示了历史上重要事件的演变痕迹，有时是自然的，有时不是。因此，对于城市来说，历史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所有这些都加入了一个独特的大都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属于都市和在都市中的形式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表达的在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可以说始于西美尔1903年写于柏林的论文。他的论文《大都会和心灵生活》捕捉到了由现代都市带来的新颖性、奇异性以及新的自由和约束。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日益强大的德国的大都会中心，而且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丰富着自身。作为一个城市，它经历着方方面面的巨变，不仅有工业生产方面的（就此西美尔未予置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