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昙花一现的捕蝗使-2019年文档.docVIP

唐代昙花一现的捕蝗使 　　所谓“捕蝗使”即在蝗灾严重的年份，政府派往地方治理蝗害的中央使者。唐代因灾害而向地方遣使的次数很多，但以“捕蝗使”冠名的使者并不常见，甚至可能就只有一次。何汝全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做的唐代使职统计中也未将“捕蝗使”列入其中1。唐代有蝗灾的年份并不少见，2那么，为何“捕蝗使”却只是昙花一现？这可能与唐人对待蝗灾的观念、姚崇个人巨大的努力以及实际生活中运作的弊端密切相关。 　　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的生产力落后，对自然的了解与掌控十分薄弱，每当灾害降临时，人们无力抵御，只能祈求于朦胧的“上天”。儒家为了使统治者能够实施“仁政”，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天人感应说，把人事与天灾直接联系起来。他在《春秋繁露》中说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3而在唐代，这样的观念依然盛行，并且贯穿于唐代始终。唐初太宗吞吃蝗虫的故事十分有名：“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太宗在苑中掇蝗，咒之曰‘人以谷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汝若通灵，但当食我，无害吾民。’将吞之，侍臣恐上致疾，遽谏止之。上曰：‘所翼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患。”4这条史料可信与否暂且不论，关于太宗的举动，今人尚有不同的看法。章义和先生认为：“太宗此举，大大增强了对德化的迷信”5而张剑光先生则认为：“（太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并不惧怕灾害，反而树立有坚强的抗灾救荒信心。”6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太宗吞蝗是为了移灾于自身，既然蝗灾能够转移，那么肯定有某种力量能够控制蝗灾，而这种力量，不必说就是前文提到的“上天”了。在盛唐开元时期，汴州刺史倪若水、谏议大夫韩思复等仍然大兴“蝗灾人力不可为”之说。倪若水曾上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刘聪时，除既不得，为害滋深。”7到了唐代中后期，白居易写了一首《捕蝗-刺长吏也》，诗中云：“兴元兵后伤阴阳，和气蛊蠹化为蝗……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8诗中把蝗灾发生的原因归结于战乱，同时也说明了人力无法抵抗蝗灾。上层精英中弥漫的这种观念，无疑影响了直接面对蝗灾的底层民众。开元四年，山东蝗灾时“百姓皆烧香礼拜，设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9而且，蝗灾引起饥荒，百姓“吃橡为饭、人相食、更有甚者食蝗。”10如果按照张剑光先生的这种排列，似乎食蝗比食人还要可怕，可见普通百姓内心对蝗虫、蝗灾的恐惧。 　　传统的并且带有神秘色彩的蝗灾观念与其对应的必然也是略带有神秘色彩的治理措施。唐代统治者在灾害发生时，多会采取一系列的“弥灾”活动。兹举一例：唐德宗贞元年间，蝗灾肆虐，德宗发布《蝗虫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其中云：“虫蝗既臻，弥亘千里……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行，侧身曾修，以谨天戒。朕避正殿不御……尚食进膳，宜更节俭。百司不急之务，一切且除。诸军将士外，自馀应食官良人，及诸色用度等，并委本使长官商量，权行停减……除正税外，征课差遣，并宜禁绝。非交相侵夺，寻常诉讼，不须追扰，务且息人。京畿内外，及京兆府诸县，见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应有因战阵杀戮，遗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长吏随时埋……”11唐德宗上述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百姓赋税、掩埋遗骸、勿扰息民的措施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抵御灾害，并且有利于灾后重建。但是像所谓“减膳”、“避正殿”等这类“德政”措施，对于抵御蝗灾实无太大的益处。正是由于唐人不能科学正确的看待蝗虫、蝗灾，也不积极主动的去治蝗、防蝗，而是在蝗灾发生后被动的举行一系列弥灾活动，由此种种使得“捕蝗使”并不多见。 　　姚崇担任宰相期间，不顾朝野发对，不断上书玄宗，力主灭蝗。姚崇首先分析了灭蝗的主观与客观条件。其一，主观上树立人们能够抵御蝗灾的信念，他说：“（蝗灾）自古有讨除不得者，只是人不用命，但使齐心戮力，必是可除。”12只要人们能够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蝗虫是能够消灭的。其二，客观上拥有灭蝗的人力，“苗稼皆有地主，救护必不辞劳。”13其次，姚崇总结前人有关灭蝗的经验，根据蝗虫驱火的特性，创造出掘坑、火焚的灭蝗方法：“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14再次，为了减小灭蝗的阻力，姚崇也不得不把蝗灾与“德政”结合起来：“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15这一方面说明，姚崇作为一名传统儒家士大夫，不可能完全摒除“修德禳灾”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小小的“恭维”，也能够赢得玄宗的支持。最后，姚崇甚至还下了“军令状”：“陛下好生恶杀，此事请不烦出敕，乞容臣出牒处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16“若救人杀虫致祸，崇所甘心。”17更是把灭蝗可能会带来的某些后果，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