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地证券团体诉讼运行机制及其启示-民事诉讼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docx

台湾当地证券团体诉讼运行机制及其启示-民事诉讼法论文-法律论文-法学论文 ——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 　　一、问题之提出 　　2013年8月16日上午11时5分左右,光大证券爆发乌龙 ,引发当日沪指突然直线拉升100点,涨逾5%,2分钟内成交额约78亿元;午后指数则一路下滑,当日收盘下跌0. %,创沪指六年来最大单日振幅。证监会于8月18日立案调查,8月30日决定罚没光大证券5.23亿元人民币,充分体现重典治乱的决心,令中小股民拍手称好。不过,该 的民事赔偿诉讼至今仍不见进展,首例广州股民诉光大证券维权案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令中小股民大失所望。 　　证券市场作为重要的资本市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之意义。我国证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时间,其成绩有目共睹;然伴随着巨大成就的同时,诸如虚假陈述、 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违法行为却如影随形,不断刺痛着广大投资者脆弱的神经,削弱着广大投资者浓烈的投资热情,侵蚀着证券市场发展的积极成果。 　　2003年2007年,中国证监会共办理证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736件,作出行政处罚212件,移送公安机关104件,180家单位和987名个人受到处罚,165名责任人被市场禁入;2008年2012年,中国证监会共新增案件调查1458件起,作出行政处罚276件,移送公安机关125件;特别是2012年,有效查处了一批市场违法违规的大要案,执法力度、查办案件数量、移送刑事追究案件数量均为历年之最,当年共对195名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3件。但匪夷所思的是,每年发生如此之多的证券欺诈案件,真正反映到诉讼层面的却为数寥寥。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及200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施行后,经媒体关注和曝光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可谓屈指可数,粗略估计,民事赔偿案件总数不及受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分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与证券欺诈违法之事实极为不符,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之不彰可见一斑。 　　究其原因,除了部分证券投资者维权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外,还与当前我国的诉讼体制尤其是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和诉讼模式等客观因素有直接关联,从而导致投资者集体行动困境的加剧,无奈之下只有放弃民事诉讼赔偿的权利救济渠道。比如,根据上述最高法院的《规定》和《通知》,目前法院受理的证券欺诈案件只有虚假陈述案件,在诉讼形式上只能采取单独诉讼或者共同诉讼的方式。但是,由于证券欺诈行为的特殊性,无论是单独诉讼,还是共同诉讼,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非为实现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最佳和有效途径。因为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证券侵权行为在损害后果上具有小额多数的特点,即虽然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在总体上巨大,但分散到每个投资者身上的损失数额可能却极为有限;加上专业知识之匮乏、举证责任之难度等,导致中小投资者往往缺乏起诉之动力。同时,由于证券侵权案件一般受害者众多,且分布较为分散,使得大范围的共同诉讼费用过于高昂,加之搭便车心理和集体行动障碍的客观存在,使众多投资者很难形成共同意志,无法组织有效的共同诉讼。因此,有必要在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方式之外,设置另外一种起诉模式。 　　当下,为妥当解决包括证券欺诈在内的现代性纷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保护有关主体之集合性利益,震慑阻却违法行为,赋予具备一定资格之团体组织以诉权,允许其为保护自身之外的权益而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正越来越受到不少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和青睐。团体诉讼肇端于德国等欧洲国家,是一种赋予某些团体诉讼主体资格和团体诉权(当事人适格),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 享有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并可以 作出实体处分的制度。 　　团体诉讼虽发源于德国,但德国的团体诉讼在范围上仅限于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且团体诉讼的救济形式主要是停止侵害、撤销等不作为之诉,并不包括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因此其对研究证券团体诉讼损害赔偿之诉没有类型化的借鉴意义。将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发扬光大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其不仅早在1994年的《消费者保护法》(该法2003年、2005年分别进行了修正)中规定了消费者团体诉讼,而且团体诉讼的救济形态包括了不作为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还在2002年的《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中规定了证券团体损害赔偿之诉。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规定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研究其证券团体诉讼制度对于我国大陆地区和其他国家之立法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二、台湾地区证券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