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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脖御史”陈鸿翊 　 高殿清 陈鸿翊，字仲銮，宁河县人，祖籍北塘。自清道光十八年(1838)始，先后任吏部主 事，都察院工科掌印给事中，山西道监察御史，(注1)福建汀漳道。 多次上疏皇帝，主张加固北塘海防，坚决反对僧格林沁的撤防诱敌之下策，未被 采纳。致使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侵占津京，逼迫清廷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 　　陈鸿翊在山西道监察御史任上期间，时逢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海防吃紧，外敌入 侵十分危急之际。他怀着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多次向咸丰皇帝提出加强海防的御敌之 策，坚决反对督办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的错误战略，围绕北塘海口的防务问题，在朝 廷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力主海口御敌，反对撤务除防 咸丰八年 (1858)四月，僧格林沁接替直隶总督谭廷襄，负责督办天津海防，受命 钦差大臣。他曾任御前大臣，颇受恩宠，战功卓著，曾因屠杀太平天国北伐军将领而 名噪京师，加之咸丰九年 (1859)英法联军入侵天津受到重创，由其指挥的这次战斗大 捷，更使他身价百倍。海防的一次胜利，使僧格林沁冲昏了头脑，铸成了骄傲自恃的 心态。他认为北塘海口无险可守，不应设防， 自信凭借自己指挥的马队完全可以在岸 上克敌制胜。咸丰九年(1859)四月，僧格林沁向皇帝递折，奏请撤除北塘海口的防务， 拟在离海口四十余里的营城修筑炮台，该位置介于北塘和芦台之间。随后派直隶总督 恒福、察哈尔都统西凌阿来宁河县勘察地形，决定在营城沿蓟运河东西两岸修筑炮台， 为撤北塘海口的防务做准备。当年五月，僧格林沁、西凌阿向皇帝奏报勘察结果，拟 建营城炮台，撤北塘海口防务。 僧格林沁的奏章在朝中引起争议。时任山西道监察御史的陈鸿翊，祖居北塘，对 天津海防的地理、交通形势了如指掌。他坚决反对撤北塘海口的防务，认为这是引狼 入室之举。而僧格林沁明言，撤北塘防务，就是要空出海口，诱敌上岸，然后靠马队 堵剿，并称“北塘炮台后路，即系村宅，民房鳞次，无险可扼”。他不采众议，一意孤 行，咸丰皇帝最终采纳了僧格林沁的意见，于当年七月将北塘海口的防务全部撤除。 　 上疏皇帝详陈御敌之策　 力主加强北塘防务的陈鸿翊，针对僧格林沁在战略上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于 同年九月二日向皇帝递折，奏请加强北塘防务。奏折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肯定当年五月 抗敌大捷，在重创敌人之后重修大沽、北塘炮台和添筑营城炮台的必要性。同时指出 这场战争之后，敌人败退南旋，意必益饷添兵，再图报复。必须提高警惕，不为敌人 表面恭顺所惑。要严加防范英法朋比为奸，将北塘河口作为登陆的进口。指出：“英夷 诡诈异常，前在大沽接仗时，彼之所以致败，与我之所以致胜，既已深知 ，自必变计 而思逞。”深刻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设想如果敌人再至大沽，敌人明着与僧亲 王接仗，而暗于夜间，令部队从北塘上岸，“阻我营城驻守之兵，不得过河援应。因而 南趋大沽北炮台后路，前后夹击，则大沽甚为吃重。虽其间新河地方亦设防兵，而由 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绕越。且恐该处弁兵猝不及防，或有惊扰，转致掣动 大局，此尤不可不虑者也。”请旨敕谕带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于北塘河口调回 兵丁炮位，申谕镇将，严为防守，使该夷无计可施，方为万全之策。或即将营城所驻 之兵移至北塘，更为扼要”(注2)。　 陈鸿翊的奏折准确指出了北塘撤防的危害，锋芒指向僧格林沁这位领兵大臣在战 略上的错误主张。他所提出的御敌之策，在朝中曾引起咸丰皇帝的重视，当即廷寄军 机大臣，命僧格林沁“体察情形，密为防范”。同年九月九日，僧格林沁复奏朝廷，重 申北塘不能设防，坚持诱敌上岸，自信靠新河的防兵足以打败敌人，就这样拒绝了陈 鸿翊的奏议。　 密疏引起争论　 围绕北塘防务一事，陈鸿翊与僧格林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引起清政府内 部秘密争论。陈鸿翊的御敌方案，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敌我形势，主张集中优势兵力， 防堵洋人于海口之外，以防敌人上岸、海陆夹击夺取大沽炮台，从而失掉保卫京城的 屏障。这个主张引起不少朝臣的赞同。　 据《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记载：“旋 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居大沽、营城，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