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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啸后全球金融版图的变化(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杨万东 发布时间:2010-07-26 　　美元的地位也会因为美国政治经济地位的走弱而相应走弱。这种情况在戴高乐时代法国人对美元放水的不满时就播下了种子，在日本和德国经济崛起时就有了现实的力量，在欧盟成立和欧元产生以后就有了有实力的竞争者，在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并让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和其他新兴国家买单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但是，这种变化也并不会像一些人所预期的，美元会彻底失去其全世界储藏货币、结算货币、交易货币、计价货币的资格。由于美国的金融体系会调整，全世界已经形成的货币格局舍有路径依赖，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能力仍然会起作用，美元地位的调整只会是为其他货币的崛起让出一点空间。10年之后，美元占世界货币的比重可能会从现在的63%左右降到50%附近，世界货币格局将出现多极化的雏形，但以美元为主，几种主要货币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期都不会发生变化。 　　(二)国家干预性金融成为主导型金融形式 　　金融风暴发生之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国家注资、担保、提供流动性支持，实行低利率政策等方式干预金融市场和拯救金融机构，出现了人们所说的金融国有化的趋向，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还是会持续较长时间呢? 　　金融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和系统，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别是作为金融主要载体的货币，体现国家的威权，所以，当经济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时候，通常都意味着经济体系已经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这个时候依靠经济体系的自我修复时间会特别长，社会成本也会特别高，而且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各自处于不同的利益地位，其自我调整的结果很可能是增加经济的失衡，偏离公平的目标。公众授权的民选政府作为社会的公器，虽然也可能存在小团体的利益，但受制于制度的约束和公众的监督，在实施危机救助时，通常更能代表公众和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从而超脱于各经济主体之上。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性原因。 　　此外，财政和货币政策通常是政府常用的经济手段，可以通行于各个经济领域，财政政策可以将公众的过往积累和未来收益用于当前问题的解决，可以调节不同社会阶层的分配关系，可以用于较长期的经济治理；货币政策则可以通过参数调节和数量调节引导当期的资源配置，实现预定的经济目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还可以通过国际协调采取相对统一的经济政策，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 　　以上两个方面都在这次危机治理中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国际协调中G20机制从以前的一个信息沟通论坛演变为国际协调的重要机制，并通过对IMF资本金安排和投向的影响而对既往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进行调整。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必须在深刻反思本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在对金融体系进行合理监管的基础上，在世界各国充分协调的背景下重建，显然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无法替代。 　　(三)金融业的高薪状况将受到限制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民众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人员的高薪状况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在危机后产业和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关注，金融服务的普遍性将高于金融交易的复杂性，金融行业的进入壁垒也会减少与其他行业的差别，这是因为多层次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多类别金融服务的开展，以及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的更充分展开。中国消费信贷公司的立法已经完成并进入实施阶段，小额信贷公司正在成为民间信贷从地下转向阳光下的新的途径，乡村银行则正在成为将货币化程度最低的传统区域纳入到现代金融服务网络。金融服务的普遍化本身就可以消除金融行业的自利倾向和神秘感，出现利润平均化趋势，这也有利于社会高端人力资源向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行业配置，实现行业间的均衡发展。 　　(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将成为国际金融的重要形式 　　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国家的央行为了应对危机采取了很多一致行动，美联储与西方主要国家央行为了向市场注资并保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互换。中国中央银行为了保证贸易汇率的稳定性，也与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白俄罗斯、阿根廷、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进行了接近1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与俄罗斯和巴西也就货币与贸易合作达成多项协议，其中与俄罗斯在多个贸易项下商定互以对方货币结算，实际上也形成了货币互换。在南美洲和非洲，多国金融合作的局面也已形成。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开启了10+1合作，亚洲金融危机后10+3合作、中日韩合作和东亚峰会也相继启动。最近在泰国召开的东亚各国领导人会议决定，各国出资1200亿美元形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其中中国出资250亿美元，这就表明东亚经济合作有了新的进展，新的金融合作还会进一步展开。 　　(五)多极化货币体系将孕育一批区域超主权货币 　　欧元在新世纪初启动以来，虽经动荡，仍然保持了币值的稳定，并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次金融海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