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经济.doc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君主制，推翻了满清的统治，是中华民俗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意义不仅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更是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思想作了根本性的颠覆。人民不再认为皇权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了，而是有了人权意识。 　　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通知，中国一定能够在紧急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想要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 这一时期，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之进入黄金时期。产业规模扩大，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各省独立相应开始，中国分裂严重，却从另一层面上推动了每个省份各自的经济发展。 　　1900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掀起了“争取利权”运动，浙江的官僚、地主、商人们在“抵制外商，争回利权”的口号下，于杭州、宁波、绍兴等地开办了一些合股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但是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的资本和商品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特别是1902—1903年间又先后订立了中英、中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为帝国主义对华掠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地处沿海沿江的浙江，受到帝国主义的沉重压力，民族工业发展十分缓慢，道路很艰难。 　　1905年杭州、宁波一带开明士绅和商人为了争杭甬铁路的路权，曾召开“废约拒款”大会，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夺问路权。一些民族工商业者更大声疾呼:“今为抵制美约，不用美货，办法文明，正我制造家改良土货，杜绝外货之机会，倘能及此振作，事事改良，则中国商业之发达，借此一举”。为了“设厂自救”，浙江的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积极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出现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这时无论是建厂数字还是投资额，都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这为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几个月中，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们兴办实业。辛亥革命以后，浙江军政府取销了清政府的厘金两验制，改为统捐，以后又将统捐税率减低，不属于统捐者如:生丝、茶业、酒等所设特别捐， 也较前减轻。这种减轻赋税的政策，对于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的发展起了某些推动作用。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浙江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手工业和农垦公司的规模和资本额也都有增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浙江民族资产阶级从经营轻工业到机器工业，从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垦牧公司到创办银行；各地商会、商务公所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都能说明这一时期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很快的。在当时它仅次于江苏，名列全国第二。正因如此，这个时候浙江地区资产阶级的改良活动和革命运动都有蓬勃发展。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知识界之所以首先觉醒，浙江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活动中心地区之一，也是由上述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