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农业发展[优秀论文].docVIP

制度创新与农业发展 [关键词]农业发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 一、 问题 的提出 正如英国著名 科学 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所言，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保持着一个令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水平，在农业方面更是如此。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华文明大多建立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农业并未明显落后于中国，那么，罗马帝国以后整个中世纪的千余年中欧洲农业进展缓慢，终未超出古罗马的水平，而中国农业则在商周和秦汉的基础上稳步前进，在此后的千余年中代表着世界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 事实上，中国农业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欧洲著名农史学家Paul．Leser曾经指出：“欧洲之农业直到18世纪仍抱残守缺、极为落后。欧洲农业之趋于合理并能逐渐发展，基本上是东亚文化刺激的结果。”又说：“整个欧洲农业变化最重要的起点是18世纪初。究其原因，可能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受古罗马农书的 影响 ，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促成这个变革的动因来自东亚，从而可知 现代 文化基础的形成归根结底是有所借助于东亚的。”[4] 这一时期传人欧洲的中国农具有曲面犁、扇车、风车、碌碡及园艺上用的人拉辊子等。据B·H·S yon Bath考证，中国的耧车是经威尼斯——奥地利——西班牙和法国传人英国的。后经J·Tull改进，成为通行于欧洲18世纪的条播机。这些技术的传入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三圃式农法的废除。Leser进一步指出：“若无18世纪初开始之农业革命，则其后二百年中欧洲人口的增长及其相应之发展，均无可能。我们应为东亚文明提供欧洲近代文化之坚实基础心存感念。” 二、农业增长源泉：传统与现代的比较 中国的农业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15世纪后就固步自封、一成不变。客观地说，中国农业在明清时期仍然有相当快的发展，例如多熟种植的推广与普及、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与传播、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多种经营的高度发展等等。正是因为这些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在人口翻了6倍的情况下保持了相应的经济增长。 但中国明清时期的增长是沿着一条既定的轨道进行的。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它已经将其潜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传统农业中,最重要的投入是土地和劳动，这是一种以资源为基础的农业，其他投入物如种子、粪肥等，大多与多劳集约有关，农家自产，很少需要外部投入。现代农业则不同，它需要大量的外部投入，如良种、化肥、农药、机械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农户自己所能解决，必须依赖外部供给。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在生产力方面的重大差别。例如印度人均耕地数量是日本的6倍，土质也较日本好，但1960年时其单位面积农业产值仅为日本的八分之一。 美国所有投入中外部投入比重的变化情况 年份 1940 1960 投入比重 34 62 瑞典外部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变化情况 年份 1860 1890 1940 1960 那么，为什么中国就没能及时研发出这些技术和新型投入物呢?要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先对两种技术创新的方式作一比较分析。 三、经验型创新与实验型创新 当经验型发明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式时，人口规模成为技术发明率和技术水乎的决定因素。因为人口多，尝试的机会也多，发明的机率相应增加。与经验型发明不同，实验型发明是近代和 现代 技术创新的典型方式。这种技术发明源于实验。与经验性发明相比，实验式发明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它有明确的目的性(攻关目标、工作计划、科研项目等等)。 第二，发明活动是一种专业活动(由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机构和组织来从事 科学 研究 和技术创新工作)。 第三，高成本(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活动大多需要相当多的经费投入)。 第四，可控性与可重复性(实验可根据目标和进展情况不断修改和重复进行)。 第五，精确性(研究和实验的精确度非经验性发明所能想象)。 有了科学实验的 方法 ，人口规模对技术发明的约束被解除了，一个发明家在实验室一年的实验可能超过几千个农民或工匠一辈子尝试的机会。 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区别，现代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规模上还是在速率上都是传统经验式发明所难以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明清以来因人口激增， 中国 对西方现代农业技术，尤其是节约土地的高产技术并不缺乏需求的话，那么对于实验农学的阙如与滞后就只能从技术供给的方面去寻找原因了。 四、制度创新与农业技术的进步 如前所述，生产力的 发展 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是一个 自然 的过程，它需要许许多多的其它 社会 条件配合。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