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英国的原始工业化资本与新规制度问题.doc

中华文史网中国和英国原始工业化：资本和制度问题 高寿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重视，农村工业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史学家关注。1972年美国学者门德尔斯提出“原始工业化”概念[1]，引发很大反响，并为很多学者作为研究区域经济一个理论和方法加以利用。中国和英国在前近代时期经济发展全部已达成了原始工业化阶段，但二者出路却很不相同：英国成为西方国家中唯一自发地完成了由原始工业化向工厂工业化过渡国家，而中国农村工业却长久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中徘徊而未能出现向工厂工业过渡（至于近代以来中国一些地域出现工厂工业较大规模发展，乃是因为西方影响所致，属于另一问题）。所以，将英国和中国这两个独立发展而又结局迥异国家原始工业化作一比较，是有一定意义。 一、中国和英国农村工业化 相关原始工业化，相关学者定义不尽一致，大致上是指仍未脱离传统组织形式、但已被纳入宽广市场网络之中、关键分布在农村地域工业发展。 英国农村工业古已经有之．但到l3世纪才开始有较大规模发展，到15、16世纪，工业在农村经济中已占有极为关键地位。农村工业门类很多，最关键当推毛纺织业。据丹尼尔·笛福说，英国毛纺织业“在城市和邻近村庄中所雇佣工人人数几乎是难以相信”[2]，其中尤以农村工人为多。有学者估量，17世纪时英国有1/2人口在农闲时从事工业[3]，其中大多数从事毛纺织业，17世纪初年英格兰从事毛纺织业人约在百万以上[4]。中国农村工业历史恐怕比英国还要长，而且在相当长时期里比英国发达，就是到16－17世纪，发展水平也不在英国之下。当然，因为中国疆域远比英国广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衡，农村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肯定比英国小，但就东南地域而言，以丝织业和棉织业为代表农村工业确实十分关键，从业者很多。如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5]。湖州府、嘉兴府、松江府部分地域棉纺织业发达，“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6]，“人以布缕为业”[7]。 此时英国和中国农村工业全部已超越了只为地方市场提供产品阶段，而为区间市场和国际市场进行生产。英国商人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是十分成功。在16、l7世纪，因为毛纺织业发展，呢绒成为英国最关键出口商品。据统计，1503－15间，英国全国平均每十二个月出口呢绒75000匹，1533－1537年间平均每十二个月出口10匹，l543－l547年间平均每十二个月出口l26000匹[8]。到l7世纪晚期，英国毛纺织品1/2全部是为国外市场生产[9]。中国东南地域纺织品也并非在当地消费，而被纳入宽广市场体系。苏州吴江“绫罗纱绸出盛泽镇，奔走衣被天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10]。江宁盛产绸缎纱绢等，“商贾载之遍天下”，“北趋京师，东并高旬骊、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溯淮泗，道汝洛”[11]。上海“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其中最受欢迎是标布，“富商巨贾操重赀磺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12]。中国生丝和丝织品也有着宽广国际市场。据估量，在17世纪早期，由多种商人每十二个月从中国运到西方生丝达1500至担。由荷兰东印度企业运走丝织品达数千匹，进口到印度尼西亚数量为1至2万匹。 农村工业发展肯定推进商品性农业发展，而商品性农业发展又为农村地域工业深入发展提供动力。英国乡村毛纺织业发展推进了养羊业发展。据估量，英国17世纪末时羊只数目比14世纪初时增加了3倍多，到l741年，全国产毛羊达成1660万头[13]。除养羊外，其它纺织工业原料种植也开始起步，如大青、茜草等染料作物出现，就受到了农村纺织业刺激，属于商品化经济作物种植业。中国东南施区和农村工业相辅相成商品性农业发展也很惊人。丝织业带动了桑蚕业发展，一些地域桑树种植面积远远超出稻米种植面积。如湖州“以蚕为田，故胜意则增饶，失意则农困”[14]。原来不懂种桑养蚕海盐县明万历年间始兴蚕利，发展快速，到天启时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15]。棉织业原料需求刺激了植棉业发展，松江府、苏州府和嘉兴府部分地域出现了棉作压倒稻作农作物配置结构。如苏州嘉定部分地域“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16]，太仓“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17]。 农村工业发展还带动了工商业城镇勃兴。在英国，全部农村工业区全部出现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