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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的未竟之路 一九八四年，西安革命公园首次公开举办港台原版图书的销售展览，我去了好几次而仔细观赏，末了才下定决心买进两本书：杨宪益之大作，乃其一。 这本《零墨新笺》，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版的。原书定价港币十五元，购入价人民币二十元，恰好是我当月工资的四分之一。它就是作者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初版的《零墨新笺》（新中华丛书之一，学术研究汇刊之一，仅印一次而绝版），与一九四九年在南京自费印行的《零墨续笺》（仅印了一百本）的合集，仍用上海中华书局版之书名，故此书版本价值颇高。 仅印一百本的《零墨续笺》，西北大学图书馆有藏；然而，愚欲观之乃无望。西北大学何以能藏有如此稀有的珍本，据我通读二十册《吴宓日记》的体会而猜测，应该与吴宓有关。一九四八年吴宓曾回老家讲学，可能促成了与吴宓关系非常友善的杨宪益的馈赠。 港版《零墨新笺》收中西交通史及国学文史考证类随笔八十七篇，较原来两书之总数少了一篇。原来上海版收文二十三篇，南京版收文六十五篇，删去的篇名待考，是作者自己从南京版中删掉了一篇。杨宪益在港版序文中曾特别强调，尽管年轻时期写下的这些随笔，个别篇章显然有误，并有一些不成熟的假设，但还是“一切照旧”。比如作者承认：《李白与〈菩萨蛮〉》中曾考证李白先世源出西南边陲，显然是个错误，不如后来詹锳考证李白的先世来自碎叶而正确。 正因为“一切照旧”，读者看到了真实的杨宪益。 真实的杨宪益，真可谓才华绝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希腊语；谙熟突厥语、梵文、波斯文、亚述文、蒙古语、伊兰语、乌拉阿尔泰语、鞑靼语、通古斯语、女真语、满语、土耳其语、斯拉夫语、叙利亚语、现代瑞典语、现代冰岛语、现代丹麦语、现代印度语，以之钩沉或考证中西交通史领域的诸多论题，乃游刃有余。 杨宪益在他那个时代，阅读正史、野史笔记、佛典、中国词曲史史料、中国音乐史史料、中国戏剧史史料、中国小说史史料及中西交通史史料之专之博之精深，洵乃顶尖级的人物。他可以批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关于《水浒传》版本立论之缺少证据，当然亦肯定鲁迅关于《大宋宣和遗事》为元人作品的论述；并批评胡适关于《水浒传》古本诸多假设的非常武断而不能成立，小心求证时甚至比胡适更细心；批评汤用彤论证佛学东传之证据完全是建立在全伪而杜撰资料上的，不如梁启超之卓见；批评郭沫若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证之非，还批评郭氏在词学史上把“八十四调”认作万宝常的特创之误；批评董作宾《中康日食》所引史料的不可靠，其推断肯定更不可靠；还耐心地与岑仲勉商榷蠮蠛国很可能即为西班牙国；与顾颉刚商榷九州戎的论题，而辨别《左传》史料之真伪；延续冯承钧《海录》注释本的成果，而进一步论述《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纪载》；肯定王国维在汉刘平国龟兹刻石考证之卓见，而依然秉持“二重证据法”，于《〈汉书〉上得罽宾王阴末赴》中利用出土之钱币来做论据；延续陈寅恪在《〈北朝胡姓考〉序》里提到的颇有趣的胡语问题，继续深入探索。 无疑，杨宪益已经站在我国史学研究的前沿，而锐气喜人；不特如此，他更是精读了国际汉学家刘应（Glaude de Visdelou）、特基纽（De Guignes）、克拉普洛（Klaproth）、夏德（Hirth）、亚伦（Allen）、唐默斯（F.M.Thomas）、戴孚礼（Deveria）、聂司脱（Nestor）、劳费（Laufer，《伊朗研究》）、伯希和、斯坦因、沙畹、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藤田丰八（《黎轩与大秦》）、箭内亘（《鞑靼考》）、小川琢治、卫聚贤、希罗多德、高本汉、脱烈美（《地志》）、德巴拉威（De Paravey）、高迭哀（Cordier）、玉尔（Yule）、德吉恩（Guignes）、列维（Silvain Levi）、Abdalla beidavi 或Ah med Benaketi（《中国史》）、庞波利由斯（Pomponius）、普利尼（Pliny）的诸多经典著作，以及东罗马Priscus的《出使纪要》（Excepta de Legationibus）、东罗马史家Theophylactus、东罗马学者Tzetzes、罗马史家斯特拉堡、印度学者乔谛利亚（Kautiliya）、秘鲁史家彼得齐埃加（Pedro Cieca，《秘鲁史记》）的诸多大作，开辟了其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独特路径：与白鸟库吉和聂司脱商榷西元十一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库蛮人，即为我国《唐书》、《隋书》中所说的“库蛮”与“库莫奚”；与夏德商榷大秦国的制度与风俗；与伯希和、白鸟库吉、藤田丰八、高迭哀、玉尔、沙畹、德吉恩、劳费商榷大秦之异名；批评伯希和的错误而探讨《景教碑上的两个中国地名》；与乔谛利雅、伯希和、列维、脱烈美商榷“支那”一词之语源；与白鸟库吉商榷大宛国王都；与脱烈美商榷大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