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事件”的写作.docxVIP

作为“精神事件”的写作 在这里我们都是异乡人。 ——德里克·沃尔科特 林典铇的写作方式印证了诗歌写作类似于一场一场的个体精神事件，这印证了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 诗歌总是带有程度不同的“精神自传”的色彩，这也是一次次对自我和记忆予以“唤醒”的过程，而那些具有重要性的诗歌还能以精神共时体的方式唤醒个体之间各不相同的经验。 从“精神事件”或精神剖析的角度，我们首先会关注一个诗人的“内心自传”或“精神肖像”。 日常交往中的林典铇不善言辞，基本上都处于“旁观者”“听众”和“沉默 评论 霍俊明 者”的位置。也许正是这种日常状态下的“边缘”和“失语”使得林典铇要在诗歌中找到其他的补偿方式，作为一种必要的心理机制和对话手段必须在诗歌中确立“发声”位置。 林典铇一次次把自己摁进或楔入词语和诗行，他必须为情感、记忆、现实和幻象找到一个个替身，哪怕这个替身被挤压得变形、破碎、体无完肤，“诗歌和现实，于我，皆有 / 很深的挫败感 / 但，我呵护着，这颗失败之心”（《与唐颐先生语》）。 诗歌往往随着写作时间的推移而给写作者带来徒劳的体验和虚妄之感，因为诗歌在现实境遇中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效力的。这一效力往往只是内在化的，也就是在更多的时候只对诗人“自我”发挥效力，“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被诗歌牵着鼻子 / 有几次已经脱钩了，居然 / 自己把自己重新套上 / 以为竹篮真可以捞上落水的月亮 / 石头放锅里熬，先猛火后文火 / 固执地做着这些，相信石头里有人说话”（《我写诗，母亲说》）。这也正印证了“自我与自我争辩”产生的是诗。一个诗人总是需要不断累积、叠加和剥现“精神肖像”，这是“诗人”特殊身份的内在要求。“诗”与“人”是一体的，是相互砥砺与时时摩擦的。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在更多的写作者那里“诗”与“人”是分立状态，而不是自洽、自足的，往往是“只见诗不见人”或“只见人不见诗”。“诗人”必须用诗格和人格来共同支撑，二者缺一不可。这也是对诗人是否具备自觉的文体意识与精神认知能力的考验。 对诗歌的认知也正是对自我的理解，这一类型的诗歌就带有了“元诗”和“自证”的效果。显然，这一“精神肖像”既来自主体的内部又与外界环境有关：“请举手 课堂十分安静 / 作为一名羞愧的学生 /不举手 /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在一群人当中 /始终保持默默无语。/现在，发现压根没有发言的需要 /更对抗那些滔滔不绝的舌头 /无论是耳朵是受难还是受乐/某夜，我突发奇想 /要举一次手，自己说自己听 /说了许多，我一停下，脸就红了”（《卑微》）。从卑微、羞愧和默默无语出发的诗歌必然是低调而谨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林典铇一直压低着嗓音在诗歌中说话。 从思想意识和语言能力的方向来看，诗歌作为“精神事件”还凸显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词源。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提出“文学事件”的概念，这涉及到了语言和经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承认意义不仅是某种以语言‘表达或者‘反映的东西：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我们并不是先有意义或经验，然后再着手为之穿上语词;我们能够拥有意义和经验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种语言已容纳经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写作之所以构成“语言事件”和“精神事件”，其核心就在于对精神自我以及“词与物”的重新发现，“剔去胡子 /仿佛一个新的我 / 出现在别人的面前”（《剃须刀》）。 2 在林典铇的“精神事件”这里我看到了一个人不能缓解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指向了生存境遇、“故乡经验”和“异乡伦理”，同时又不得不找到适当的方式来予以稀释和化解。 我在 20XX年出版了两本书，即《陌生人的悬崖》和《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它们实际上接续了《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中提到的一些“关键词”。尤其是“异乡人”已然成为我近年来观照当带诗歌和现实的一个入口，尽管这一入口在别的研究者和写作者那里并不一定完全成立。“异乡人”并不是单纯的乡土情结和乡愁地理学，尽管乡土、乡村发生的巨变我们已经有目共睹并深陷其中，尤其是对有着乡村经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考察诗人、诗歌都离不开相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势，而我更想从另外一个方向强调“异乡人”是如何发生的，比如新旧两种文化、两个时代导致的撕裂感、陌生感。 似乎每个人都处于两个时代和迥异经验的悬崖地带，你不能不做出选择——主动迎接或被迫接受。显然，曾经的“连续性”已被强行终止，由此是转捩点上的两个分立的时间与空间，而处于二者之间的人更是分裂的，除非你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前视者，“大自然的连续性是被所有的自然史所要求的，也就是说，任何想在大自然确立起一种秩序并在其中发现普遍范畴的努力（无论这些范畴是真实的并被明显的特征所规定，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