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对“龙的传人”观念的想象及其影响.docxVIP

大众对“龙的传人”观念的想象及其影响 摘要：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非常认同“龙的传人”这一身份象征。他们认为这种观念自古以来就有，他们仿佛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此观念，却从未深思为什么是龙成为了中国人的身份象征，而不是其他物种或符号，也不清楚自己是何时起便接受了此观念，更不明白这种身份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此文旨在揭示“龙的传人”观念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们对“龙的传人”这一身份象征的想象主要是受大众传媒的影响而形成的，并且这种想象有着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情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龙的传人”;身份认同;民族凝聚力 一、“龙的传人”观念产生的历史基础 在中国，从古至今，龙的形象从未离开过大众的视野。从青铜器上的各式夔龙，到《山海经》中记载的人面蛇身的群龙形象，再到马王堆帛画和画像石中人首蛇身的各种形象，[1]龙这一由远古先民想象创造出来的神秘形式在艺术表现中始终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 后来，龙的标志渐渐演变为皇权的象征。从梁武帝开始，就臣子们的衮服是否应该有龙纹，或者怎样使天子与臣子衮服的龙纹有所区别这种问题，各朝各代都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而忽必烈时期，皇帝才真正实现对龙纹的“垄断”，严格禁止百官和百姓使用龙纹。于是，龙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符号。[2] 随着清政府的崩溃，封建君主专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所以龙作为封建君权的标志性意义也跟着消亡了。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3] 新中国成立以来，龙的意义更多的是以团结的融合精神、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来呈现的。民间依然保留着丰富的能够促进龙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土壤。中国有许多民间习俗都与龙密切相关。比如舞龙，是一种中国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在台湾地区，竞技舞龙不断发展，并且积极参与全国以及国际赛事，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在竞技过程中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增强对“龙的传人”的身份认同感。[4]再如，赛龙舟也是在当代中国仍然普遍存在的端午节风俗。龙舟竞渡以纪念屈原为主题，这种统一的主题实际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因为纪念屈原就是在纪念中华民族精神中不朽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热情。 这些事实说明龙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良好的群众基础，这为“龙的传人”观念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龙形象的时代意义虽然不断在发生流变，但它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加深了人们对它的特殊情感，使其作为祥瑞和强大的象征而存在。人们对于吉祥平安、富强伟大的向往与渴望，是促成“龙的传人”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扎根的潜在内因。在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都是人面蛇身，而人面蛇身被看成龙的初始形态，伏羲、女娲又被当作人类的始祖。由此近现代中国人认为自己找到了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的依据，“龙的传人”的说法当然也就存在其合法性了。 二、“龙的传人”观念的“想象的共同体”特质 龙是中国人的象征的观点是由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龙的传人”观念的初步萌芽。这一观念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人团结成一股力量共同奋斗、抵御侵略者的向心力。而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龙的传人》这首爱国歌曲广为传唱时，“龙的传人”这一说法正式形成，使海峡两岸人民找到了共同的身份认同，起到了沟通两岸同胞情感交流的枢纽作用，进而促进了民族统一和团结。所以，以施爱东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龙的传人”观念界定为民族主义的产物。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龙的传人”观念的民族主义属性赋予了它长久的生命力。更何况，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维系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往来。军事和政治手段难免显得强硬，互利的经济合作令人担心陷入功利主义，只有通过文化、思想等可以激起民族情的方式，才能实现真正的心连心。 吴叡人在他翻译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序文中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进行了总结，“‘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