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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兵论与秦汉军争的合法性阐释 提 要：由周秦义政论发展而来的义兵说，得到了包括兵家在内的诸子们的认同，成为对秦汉军事行为合法性进行阐释的理据。特别是《吕氏春秋》所倡导的义兵论，构成强秦统一六国的有力依据。刘邦为义帝发丧，成为楚汉之争的军事转折点。西汉在处理民族军争时，仍以“义”为基本策略，将华夷之防转化为华夷共存，形成了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地缘政治观。 关键词：义兵论；秦汉；合法性；地缘政治 孟子曾谓“春秋无义战”，1然而《谷梁传·宣公四年》论正月间宣公及齐侯平莒伐郯，却言“伐莒，义兵也；取向，非也，乘义而为利也”，2以“义兵”论齐、鲁伐莒之事。至《吕氏春秋》中，“义兵”成为衡量军事行为正当性的标识；秦始皇立，群臣以“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之论颂之。3刘邦历数项羽之罪时亦言：“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4刘邦以义兵自况，既源自韩信、郦食其之言，5更出于秦汉间流行的“义兵”论。“义兵”者，或谓“不用诈谋奇计”，6或谓“救乱诛暴”，7其能够在秦汉间成为评判军争性质的依据，自有深刻的学理渊源。已有学者注意到吕不韦及其门客的义兵论，8若能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上，结合此间义政论审视之，一可明秦汉间义兵论的学理及实践；二可明楚汉政权的合法性如何阐述；三可观察西汉地缘政治观的形成，分析“义兵”如何成为秦汉间舆论的基石。本文试论之。 一、义兵论的理论形成 墨子的“义政”学说，是对如何建构公共秩序进行的思考。但墨家学派实现义政的途径，在学理上选择了“兼爱”，在实践上选择了“非攻”，乃试图通过一己之力示范、以墨侠救亡方式图存，实现偃兵之愿，可惜只能是扬汤止沸，却不可能以战止战。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9单凭墨家之力，虽能存一国而不能救天下，虽能存一时而不能救长远。其义政之论，只是一种社会理想，不能凭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任劳任怨，就可以实现。故其入乎学理则通，入乎现实则胶，可治长远却不能救一时之急。后至孟子时，不再主张非攻偃兵，而强调以“义”用兵。 《孟子·梁惠王下》载齐人伐燕，诸侯将谋救燕时，孟子有言：“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1孟子以“义”论攻伐，言军队若能救民于水火，自然会得到燕国百姓的拥护。显然在孟子心中，军事行为是维持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合法。因为合理合法的军事行为，并不是维系一君、一国之利益，而是铲除不仁之人、不义之事的必要手段，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2在孟子看来，军事行为的目的就是除暴安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3明确了国君、诸侯乃至公卿大夫们如果残害百姓，行不仁不义之事，便人人可诛之，如商汤放夏桀、武王伐殷纣，即是替天行道的义举。 《荀子·议兵》亦通过陈嚣求教于荀子之言，论兵事不可避免，当以“义”节之：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4 荀子认为“仁”不能更化恶人，而“义”必然得罪于恶人，既然恶人存在，那便要禁其暴、除其害。出于禁暴除害目的的用兵，是用来维持仁义的，百姓必然欢欣期盼。古史上的贤君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皆以兵征不仁不义者，维持的正是天下大义，可称得上是“仁义之兵”。 荀子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待武王诛殷纣，既合理亦合法：“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5这几乎是荀子对“仁义之兵”的实践性描述，心忧天下为仁，替天行道为义。武王除暴安良，“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6其兵为义。商鞅也曾言：“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7认为武王顺应百姓期望，诛灭暴君，以力维持义，其灭商就具有了合理性。 义兵论的形成，除了学理上的推导之外，亦得益于军事经验的总结。《六韬·文韬·文师》言姜太公答周文王何以令“天下归之”之问，曰：“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8其所谓的“义”，便是强调军事行为要符合天理，用以维持正向的社会秩序，满足大多数百姓的期望，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尉缭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