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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视野中的鲁商脉络 打开文本图片集 鲁商，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和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起，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有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鲁商”即山东籍从事商业营销活动的商人的通称。从营销的地域上来看，它可以分成两部分：山东省辖区内的本省商人和在省外的山东籍商人。因而，“鲁商”这一名称兼具三方面的内涵。它既是一个从业群体的称谓，又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更是一个与他省商人相比较而独具商业特色的名称。 鲁商创造的独特鲁商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 齐鲁文化源流：东夷与海岱文化 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待华夏文明的版图，黄河是一条最重要的地理坐标。 从距今一万多年前的中石器时代起，随着直接取之于自然的攫取性经济高涨、并开始向生产性经济方式的转化，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中心。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创造发明人工取火技术、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拉开了华夏文明发展的序幕。 如果我们自黄河发源的巴颜喀拉山，顺河蜿蜒而下万里，就是华夏文明版图上著名的海（黄、渤海）岱（泰山）文化区。 海岱文化以山东为主要区域，自成系列，北辛文化（约距今7500～6200年）、大汶口文化（约距今6200～4600年）、山东龙山文化（约距今4600～4000年）一脉相承。所居东夷各部所创造的史前山东文化也被称为“东夷文化”。据说当时“夷有九种”，而以“风夷”为首。最早见于古书的是太暤（即伏羲氏），为“九夷”部落联盟首领，教人渔猎，始作八卦。接着发展起来的是少暤氏，其部落联盟首领为蚩尤。进入山东的炎帝与蚩尤部族发生战争，战败的炎帝求助于黄帝，黄炎两个部族结合起来，在涿鹿摆开战场，同蚩尤厮杀。当时蚩尤部族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以金为兵，这一场古史传说时期的“涿鹿之战”直杀得天昏地暗。黄炎部落终于杀死了蚩尤，夷人中的四部即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皋氏、伯益氏并入华夏族，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以历史坐标看待海岱文化的发展，其实，炎黄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是中华文明初始期的各地域、各支系文化的一次大冲撞、大融合，在古代没有信息傳播媒介的情况下，迁徙争战，都是文化交融的手段。正是这场战争，使得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两种文化合而为一，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也融进中原文化之中，使这汇多种文化精华而成的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中心。因此，考古界界定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民族最早、最重要的摇篮之一，东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正是这种不断的融合为齐鲁文化的成型和进一步交融奠定了基础。 以地理坐标看待海岱文化的发祥及源流，有三点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是黄河。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夹带着泥沙向海而去。一面是几乎周期性的泛滥，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水源丰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山高林密，为人类提供了巢居穴处的便利和采集捕猎不尽的资源。 二是气候。山东气候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类型，气候规律，降水集中，雨热同期，春秋短暂，冬夏较长。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这成为农业文明兴起的先天条件。 三是临海。大海提供了舟楫渔盐等人类必不可缺的生存条件和极大的交通便利，并为商业的发端提供了“商品”与“流通”的基础。 这些先天条件为黄河流域提供了开发农牧业、保障人类生命延续和安宁生活的生态环境。《孟子·滕文公上》曾记载黄河流域“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直到今天，我们似乎还能在《诗经》中，听到先民们砍伐时的吟唱：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伐木叮叮， 鸟鸣嘤嘤”…… 就在这农业文明发端的肥沃土地中，商业的种子同时萌发。 在北辛文化时期，东夷人已开始制作陶器。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已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陶土的选择、成型、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还有发达的轮制陶艺技术等，制作出多种极具艺术美感的陶器。特别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硬如瓷”的蛋壳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在整个中华史前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除利用天然黏土外，东夷人还使用了高岭土作原料，曾烧制了少量表里很白净的陶，为原始瓷器的出现做了最初的尝试。这些都说明龙山文化时代的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达到了时代的顶峰。蛮荒时代的蚩尤部族似乎已经掌握了较高的冶铜技术，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铜器遗址，已经明确表明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已有了自己的炼铜和制铜手工业。考古学界认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原始农业及陶器制造业的发展为酿酒业的产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