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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摘要：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汉代;循吏;“以教为治”;“以吏为师”;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XX）04-0047-06 循吏形成于汉代，宣帝以后其队伍不断扩大，成为汉代官僚群体中的特殊类型。循吏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兼具“吏”与“师”的双重身份，不仅涉身于纯粹的行政事务，还要以“师”的身份从事教化工作。① 关于汉代循吏群体的产生原因、政治功能以及影响，前人已做过很多深入研究，似乎题无剩义②，但实际上，若以“以教为治”的思想渊源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为线索，探析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尚有可阐述的空间。本文即从这一视角入手对该问题进行探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发掘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当代价值。 一、“以教为治”的思想渊源 循吏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1]3317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借用5位春秋时代良吏的事迹归纳了心中循吏的标准。其中，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1]3767，这说明司马迁把教民看作循吏的主要职责之一。归纳《汉书》《后汉书》所记载的18位汉代循吏，他们大多是郡守或县令等地方官，在治理地方时都十分重视教民。比如，“（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2]3625，“（黃）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务在成就全安长吏”[2]3631。究其思想渊源，汉代循吏重视教化治理模式源于儒家“以教为治”的思想。 《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段玉裁注曰：“上施故从攵，下效故从孝。故曰：教学相长也。”[3]从字面理解，“教”是一个“上行下效”的单向过程。在儒家语境中，“教”是古代中国“政教合一”传统中的一项政治实践，兼具社会性和道德性，是统治者通过传递政治要求、价值观念使下层民众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更化社会风气，从而达到政局稳定、社会和谐的一种统治手段。 “以教为治”的实践最早可追溯至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荀子·正论》云：“尧、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4]336-337尧、舜之教侧重人伦秩序规范的形成，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5]。西周以后，“教”的政治功能逐渐凸显，周公主张“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并将教民作为实现“德治”的手段。《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6]1523 儒家寓治于教、教以导政的传统肇始于孔子。孔子的夙志是“天下有道”，他认为实现天下有道的途径即是“教”。《论语·子路》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7]528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主张通过“善教”实现仁政。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8]897他认为，良好的管理不如良好的教化。教化以其温和的形式潜移默化、深入人心，从而收获更好的治理效果。荀子认为礼义教化具有整齐民心的功能，即“礼义教化，是齐之也”[4]275。与孔、孟不同的是，荀子强调兼综礼法，发挥礼义教化功能的同时重视刑罚的作用，即“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4]440，这开辟了一条新的社会治理之道。 汉初，儒生在反思秦政之弊的基础上探求治国之道，贾谊将“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9]349看作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因此，他继承先秦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将“教”视作为政之本。《新书·大政下》云：“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9]14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