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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七夕习俗的比较 【摘要】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注重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作为日本五大传统节日之一的七夕节, 便是中国七夕节传入日本之后与本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实例。“七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特色和文化传统的节日。它既反映出中日文化交流的轨迹,也诠释了中日文化价值取向的异同。 【关键词】中日 七夕 习俗 传承 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联系就非常密切。古代日本人在创造本土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向先进的中国吸取文化养分,滋养并发展日本本土文化。对此,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曾说:“旧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结成豆腐的盐卤。”这一形象比喻, 道出了中日文化的传承关系。然而,文化的传承绝不是原封不动地代代照搬,恰恰是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化在不同地区的传播,从内容到形式或多或少要发生变化,甚至是剧烈的变化。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时,为了使之适应自身的社会环境,而对其进行了取舍与组装,然后世代传承下来。 一、中国七夕节的历史渊源及风俗 七夕习俗最早源于战国,据《物原》记载“楚怀王初置七夕”。到汉代初年,七夕传为牵牛织女相会之夜。所以七夕月下,织女星当顶,女儿们聚会,摆瓜果祭织女,用五色丝线穿七孔针,谁能尽快顺利穿过针眼,谁就向织女乞得灵巧。乞巧之风自古在江南尤甚,因自东吴起,金陵就有了织丝业,到南朝时丝织业遍布全城,素有“袜陵南京之民善织”之誉。传说株陵巧织云锦的技术就是织女传授的,所以一到七夕,上至宫廷、下至间巷,女子无不面向银河穿针引线,就连南朝齐武帝也特命宫女于此时登“层城华”,对初出新月引丝线穿七孔针以乞巧,故此楼又称“穿针楼”或 “乞巧楼”。此后民间每逢七夕也于庭院搭彩楼乞求智巧。 伴随七夕乞巧,承继汉代水边用五色丝乞子、乞爱的风俗,晋代七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无子乞子”,晋周处《风土记》中记载了牛郎织女天河相会以及人们向牛郎织女乞子等内容, 为七夕增加了新的内涵。乞子习俗至唐代演变为“化生”,《唐岁时纪事》中记载“七夕俗以蜡作婴儿形,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 。宋代则为赏玩“泥偶” 之俗,直至近代。有些地方直接将七夕称之为结缘日。多数学者认为,女性祈愿机织针缝等女红能够精巧,是乞巧的主要目的,乞巧作为七夕的主要风俗活动,阐释了七夕的主要内涵与性质。结合七夕的乞爱、乞子的重要内容来考虑,乞巧也应该与生殖文化有关。 到了唐宋时期,此风更盛,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撰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南唐时李煌适逢七夕生辰,为了使万民欢乐不致因寿诞而受影响,遂将七夕移前初六举行,初六度七夕也由长江流传至中原。宋太宗为恢复传统七夕曾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年下了一道诏书“七夕嘉辰,善于令甲,今之习俗,多用久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乞巧节又改回七夕。宋代七夕已演变为一个相当隆重的民间节日,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楚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都有详细记载。而这个时期,亦出现大量歌颂牛郎织女的诗篇。例如:唐代白居易的《七夕》,杜牧的《七夕》,李商隐的《辛未七夕》,北宋时期秦观的《鹊桥仙》等,都是歌颂七夕的名篇。 元代多称七夕为女孩儿节,习俗亦盛。据《析津志》载“都中北平地区人民七月祀祖先,市卖摩诃罗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宫廷宰辅之士庶之家咸作大棚,张挂七夕牵牛织女图,盛陈瓜果酒饼,邀女流作巧节会,称日女孩儿节。”摩诃罗又称摩合罗或摩侯罗。宋元时此俗很兴盛, 并流传后代。除这些以外,宫女们还登高台各用五彩丝比赛穿“九尾针”,快者便“得巧”,迟者为“翰巧”。明清以来,,民间还流行“丢巧针”的习俗,即于初六取净水一盆,放阳光下曝晒,再放露天下过夜,待初七清晨,拈平日缝衣或绣花针投入水中, 看水底针影的形状以验智愚。满洲妇女用松针来代替, 称为“掷花针”。 明代七夕穿针乞巧之外,又增添新的内容。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了北京地方的七夕“丢巧针”浮针乞巧的习俗将针丢到曝晒过的水上,视影之妍娃,以定巧拙。与前两种乞巧方式不同的是,“丢巧针”是在白昼举行,而非夜间,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近代。 值得一提的是,但在乞巧的活动中,多是未婚或新婚女性参加,在这种特别环境下,这些特殊群体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愿望。自古以来,以日为父、以月为母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拜月是中国比较古老的习俗,且限于女性,时间上通常是在七日到十五日, 其时月亮由缺到圆,代表了生命力和生殖力最旺盛的时期。在古代神话里,有女狄吞月精而生禹的故事。古人认为,女性妊娠与月有着密切的关系。梦月而孕的故事也是屡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