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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国风》的地域文化格局 摘 要：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是当前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诗经·国风》作为各地民歌的总集，生动地反映了从西周末到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风土人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本文考察了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诗经·国风》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格局。 关键词：《诗经·国风》；地域文化；格局；中州文化区 作者简介：杨智（1983-），男，湖北丹江口人，汉口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20XX）-19-0-02 地域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晏子春秋·问上》曾说：“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1]俗谚也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以地域来划分的，虽然从总体上看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性是通过一个个文化区域体现出来的。人类总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按照一定的风俗习惯，创造着各自的生活样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圈。这里的“地域文化”是研究文化空间组合的人文学科——地域文化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被称为“区域文化”。[2] 它考察的是某一地区文化的起源、传承、演变和表现形式等内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通过各种地域文化圈之间的交流、融合、变异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 早在远古时代就有分布广泛的人类活动。《左传》的“虞人之箴”曾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3] 这里记载的是夏王朝的范围，“九州”、“九道”的说法证明夏朝的统治地域已经小有规模。而商代曾有过五次迁都，据《竹书纪年》记载，商代前期频繁迁都，商王仲丁即位后，“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4] 如此频繁的迁都恰恰说明当时的地域文化的范围在不断扩展，相互之间的碰撞、融合十分活跃。到了周代，大规模的分封极大地促进了各地区域文化的发展。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西周初期，周天子将宗室功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正如《诗·小雅·北山》所盛赞的那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周代的封邦建国，使得各诸侯国拥有高度的自主权，他们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使各国的都城和主要城市成为当地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地域文化实现了由自然产生到主动创造的转变。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渐形成了思想、物质、制度、习俗等各方面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从而奠定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基本格局。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这种格局却没有消亡，反而随着时代和岁月的积淀而稳定下来，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诗歌总集——《诗经》来窥见当时的地域文化格局。 《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更是一部反映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它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地域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诗经》之所以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因为它本身特殊的成书方式造成的。关于《诗经》的成书，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等不同的说法，其中“采诗说”尤其值得注意。 所谓“采诗”，就是收集诗歌，这是当时周王朝的一种制度。《汉书·艺文志》中提到：“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6]《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7]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周王朝出于“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派出专门的采诗官员——也就是“行人”，到各地去观风察政，收集各地的民歌，献给“太师”。“太师”再将这些歌曲重新整理（比其音律），最后献给天子。一方面满足统治者的娱乐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借此考察执政得失，了解民情民俗。 采诗制度表明：《诗经》确是一部各国歌曲的集合，特别是十五国风，更是各地乐歌的专辑。虽然这些诗歌后来经过乐官的加工整理，但是诗歌本身的地域文化特色却保存了下来。因此通过国风，我们可以考察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地域文化分布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关于国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格局，古人早已有所察觉。比如汉代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论及风诗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他将国风中的“陈郑之国”、“郑卫之音”、“秦豳两国”、“唐魏之国”并举，同时提出“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这表明他开始注意到风诗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后来东汉后期的学者郑玄作《诗谱》，也论及各地的风俗。南宋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更是专门研究《诗经》地理方位的专著。 到了现代，朱东润指出《诗经》的风、雅、颂的划分标准是以地而论：“《风》、《雅》之别，以地论，不以朝廷、风土、体制、腔调论，其间界划显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