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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两宋经济对宋词的影响 摘要：众所周知，宋代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已达到顶峰。尤其宋代经济富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北宋统一南北之后，商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呈现出“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的崭新局面。商品丰富、交易频繁的新经济形态逐渐形成，对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活跃在宋代经济高度发达的环境中，宋词在传播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关键词：宋词发展;经济环境;政治推动 一、 引言 自唐入宋后，商业经济发展大大得到突破。因为商品经济对文学的浸润，宋词已不再是“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的离声别音，而是展现出“东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经济发展下的新都市形態。宋词逐渐流入士大夫阶层的酒宴歌席，向内延伸到宫廷的大晟乐府，向外蔓延到酒楼歌馆、寻常的勾栏瓦肆，成为文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两宋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带动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成为两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文人词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两宋文人的日常生活中交往、言情、过节、饮酒活动频繁，词的娱乐功能、抒情功能、社交功能与日常生活高度互渗，继而更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 二、 两宋经济的繁荣对词的促进作用 两宋的铜铁钱铸造是我国历代王朝中最多的一个朝代，其中仅北宋熙宁九年，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由此可见，构成北宋财政收入的主体是工商业。据调查，明隆庆五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岁入400万两;明末三饷加派时期财政收入每年1000万两左右。这个数据说明明朝的财政收入不及北宋的1/10。而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也仅1500万两，数量也比宋朝要少得多，而清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数量已超过3亿，为宋朝人口的2到3倍以上。 北宋立国之初颁布了顺应商品经济规律的经济法令，设置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庆历新政实行的均公田和厚农桑;王安石变法所实行的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都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北宋强大的经济促使市民商品意识形成，同时，市井勾栏中各种以满足市民需求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则是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如青楼歌肆就是其中的一种市民娱乐场所。北宋词人柳永科举落第后，流连于青楼歌肆，在寻找生理上满足的同时，还为妓女们填写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柳永叫着“奉旨填词”的口号，长期与妓女、乐工交往频繁，并受到妓女、乐工们的影响，开始大量创制慢词。因其词流传甚广，更大大的推动了宋词的繁荣与发展。一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宋词作为宋代文学艺术的典型代表，自然不可能避免这一趋势。 经济的发展，必然是为政治的发展奠定基础的。其实，两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政治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假如唐诗是某种程度上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那么宋词的创作者们一旦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便能够操控词的发展。只因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们也热衷于填词，产生出诸如晏殊、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著名的政治词人。以至于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足见这一批政治词人对科举的影响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北宋经济对词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文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精彩描述，寇准“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一句中“腰金”一词便是指在腰带上镶以纯金，这是品级很高的官员才有的待遇。更别说晏殊的词中“新酒熟，绮筵开。不辞红玉杯。”“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等句子所描绘的排场，若非豪门大户，定难为之。 三、 宋代都市文化的形成为词的发展奠定基础 《宋代文化史》说：“较之前代王朝，宋代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词兴起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中的词人共1330多家，词作品共19900余首。两宋的兴盛与繁荣，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以及两宋新兴的都市文化，推动了宋词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继而衍生成为了一种新兴的“都市词文化”，特别是其对都市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两宋之中尤属北宋一朝太平日久，都市繁华富庶，从陆游“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抛球乐》）的词句中可见一斑。另外，受崇奢竞侈的都市消费文化影响，人们终日只会想着如何娱乐和游戏。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已经做了很生动的描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表现。这与宋代的政治气候是分不开的，一言概之：上有所好，下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