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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中国历史 20XX年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开始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20XX年，习近平有两次讲话与批示：“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为大运河文化的科学保护、传承、利用指明了方向。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而中国运河有着2500余年的历史，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留下了不计其数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精神内涵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中国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突出反映在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上。而在当今社会，对大运河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对于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及区域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大运河对国家统一的推动作用 中国运河的历史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当时列国争雄，擅长舟楫之利的吴国，自邗城（今扬州）下开凿运河，沟通长江与淮河，使吴国舰队顺利进入山东境内，击败了齐国，称霸中原。其后，在25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中，中国运河的功能呈现一种军事功能逐渐弱化，而政治、经济、文化功能日益增强的趋势，运河对于国家的统一、商业的发展、市场的形成、文化的交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运河开凿最初的目的是军事方面的运兵、运粮。从夫差开凿邗沟、菏水，到隋炀帝开凿永济渠，春秋战国至隋代的运河虽然距离不断增长，但管理、维护程度较低，很多运河军事功能弱化后，或很快消失，或年久失修淤塞不通。可见这一时期运河最主要的作用是军事征战，漕粮运输服务于战争。 隋代以后，漕运作为一种国家策略，逐渐成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命脉，无论是运河的管理、漕粮的运输，都建立起了专业性的制度，漕运系统开始形成，漕河、漕粮、漕军、漕制、漕法、漕船这些漕运体系的组成部分既相互独立，同时又密切配合。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漕运制度达到鼎盛，南粮北运，漕粮征兑、漕运官制、船只修造、粮食运输与入仓均有严格的章程。而作为漕粮运输的河道，运河成为了南北交通大动脉，除供给京师、保障军需外，还对于国家政令的通达、讯息的传递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使运道畅通，中国古代王朝设置了河道总督、管河分司、管河厅汛等诸多机构，而负责河防抢修、河道巡视、閘坝管理的基层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运河作为运输通道，对于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巩固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大运河有利于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政治沟通，使中国不同区域的联系更加密切，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多样性。 大运河促进了商业繁荣与城镇崛起 中国的运河具有浓厚的国家性、政治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商业的交流、商帮的崛起、城镇的繁荣、市场的构建。中国的大江大河主要是东西流向，南北之间没有便利的水路交通，商业交流严重受阻。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贯通后，这一局势发生了改变，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扩大，形成了最为发达的东部运河经济圈。 首先，运河打断了南北之间的自然阻隔。不同区域的物资、商品可以通过运河运往全国，商品流动性增强，特别是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农业作物向经济作物种植方式的改变，民众收入增加，商品种类丰富。 其次，徽商、晋商、洞庭、山右、黄县等商帮崛起。他们利用大运河转运物资，以船只作为运输工具，在运河沿岸或开设店铺、或建立销售网点，获取了大量的利润。同时为增强商业竞争、扩大同乡交流、融入地方社会，商帮群体还在运河区域修建会馆、兴修公共工程、赈济灾民，形成了“义利兼顾”的儒商文化、义商文化，称雄运河区域数百年。 再次，在运河开凿之前，运河区域的城市、乡村经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运河的贯通使沿线城市迅速崛起。北京、天津、临清、济宁、淮安、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成了全国性的漕运码头、商业中心，这些城市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物品，甚至国际性的商货，城中商贾辐辏、店铺林立、车马交驰，运河中轴橹云接、帆樯如林，一派兴盛、繁华的气象，而市民衣食住行、娱乐生活的丰富程度也远远高于非运河区域。除大城市外，河西务、泊头、张秋镇、台儿庄、河下、盛泽、塘栖等市镇也成为了区域性的商业中心，或形成了专业性的商品市场，如丝织、棉布、陶瓷、铸铁、年画，或成了客货转运枢纽，或荟萃南北商货。而这一切都得益于运河的商贸交流功能。 最后，运河构建起了基层社会的市场网络体系。市场网络的形成需要相当数目的商人、商货与交通系统，而运河连接起了沿河大城市、市镇与乡村，使不同层级的市场交互性增强，不同类型的商品得以流通，市场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市场的包容性、开放性、持续性明显高于非运河区域。正是中国大运河，实现了运河区域商业数百年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