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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壮族的“汉裔情结” [摘要]在壮族社会里，假托汉人后裔(其心理表现即“汉裔情结”)的现象十分普遍。岑毓英是近代历史名人，他出身壮家，却自称为汉人后代，并通过编撰族谱、营建祖墓等途径，极力打造“汉裔”身份。他崇尚汉文化，鄙视少数民族，镇压民族斗争，是壮族“汉裔情结”的典型个案。这种情结的产生，是古代夷夏观、正统观、历代朝廷的民族政策、先祖传说及儒家思想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在多维视角审视下，“汉裔情结”具有现实功用，是利益驱动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进程的鲜明例证。 [关键词]岑毓英；壮族；“汉裔情结” [作者]邓金凤，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法学硕士。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XX)01-0085-017 在壮族历史上，自称为岭南土著居民的壮人不多，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大都声称自己是外来的“汉人后裔”，如覃姓认为是由谭“去言为覃”而来，祖籍山东；韦姓则说由“韩”去半改为姓“韦”，为韩信后裔；岑、黄、莫、赵、李等姓亦言其为南下征蛮将领的后代。其实，此类说法，普遍存在虚构性，这已为学界所共识，可总名之为“汉裔情结”。这种情结的形成，以愚之见，是与历史上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以及正统思想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裔情结”，在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广西壮族也不例外，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岑毓英。岑毓英(1829～1889)，广西西林人，是近代壮族历史上官衔最高的人，历任云南布政使，云南、贵州、福建巡抚，云贵总督，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同为“中兴名臣”。其身份之尊贵，地位之显赫，为其他壮人所不及，但其身上所表露出的“汉裔情结”比起其他壮人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出身壮族，学术界已有定论，此不赘言。但他却自称为“汉人后裔”，进而鄙夷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怎样理解这种民族认同?如何认识这种矛盾?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现成的答案自然难觅。由于岑毓英的“汉裔情结”是壮民族自我意识日益淡化的一个典型个案，故此，本文以此个案为载体，对其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作一粗浅探讨，并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讨论，以解明其内在涵义。如果这样一个微观角度的探索能引起学人一些有益的思考，对壮民族自我意识的研究起到点滴借鉴的话，本人将倍感荣幸。当然，由于本人学识浅薄，文中尚有种种不足，冀得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从修谱、造墓说起 岑毓英“自束发授书，慨然有志于修庙、辑谱”，在军务、政事之余，“搜罗考证，铢积黍累”，从咸丰己未到光绪戊子(1859～1888)，“先后阅三十年”，修成长达11卷的《西林岑氏族谱》(下简称《族谱》)。《族谱》名为编修西林分支之谱，实则对整个广西岑氏的世系做了梳理，正如岑毓英自己所言：“名为修西林分支之谱，而实则广西全族，及迁广西以前世系莫不一一清厘。”耗时糜赀，工力不菲。 在《族谱》中，岑毓英自称汉代名臣岑彭之后，广西岑氏始祖为北宋时期随狄青南下镇压侬智高的岑仲淑。其实，岑毓英并非杜撰祖先北来说的始作俑者，到他所处的年代，壮人虚构“汉人祖先”已有千年之久，桂西岑氏的“汉裔”说亦有300年以上的历史。但因先辈说法存有罅隙，屡遭世人质疑。如明朝弘治十八年(1505)泗城(治今凌云县泗城镇)土官岑九仙在奏折中将汉朝的岑彭认作始祖，当即为兵部尚书刘大夏戳穿，并被以欺君之罪“摘发以破其奸”。之后，嘉靖年间(1522～1566)到广西做官的林富亦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在编修《广西通志》时写道：泗城州土官岑姓“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岑彭之后”没有根据，“无考”。清代人伏羲在《镇安府志》中也说道：“岑姓之以岑彭为始祖，不足信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善岑氏北来说的重任落到了当时壮族官阶最高的岑毓英肩上。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岑毓英对前人之说进行了整理、完善：首先，一改前人说法混乱、无序的弊端，厘清整个广西岑氏乃至迁广西以前的世系，使之更为系统，更具条理；其次，他又补充了浙江、广东的谱系。岑毓英通过修谱溯源接流，定下基干，勾勒支脉，接续枝蔓，填充了前人说法的漏洞，使原本错漏百出的岑氏来源在形式上臻至圆滑。 依《族谱》看来，岑毓英乃汉代名臣岑彭之裔，随狄青南下的北宋将领“岑仲淑”之后。然而，只要我们稍稍对《族谱》中记载的世系作一推敲，便能发现颇多疑点，以“岑仲淑”为例，就难以令人信服。关此，学术界已多有讨论，此不赘述。 编撰《族谱》，似乎能让岑毓英成为“汉人后裔”。但实践证明，这种方式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岑氏祖先北来说屡遭质疑即是明证。为此，岑毓英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这就是造祖墓。因为墓葬是历史的遗迹，它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更易让人信服。 光绪二年(1876)，岑毓英在位于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