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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 提 要：“帝制农商社会”是从中国历史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相对于西方的比较对象角度，对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的一种概括。这是一种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最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对其生成的轨迹的梳理有助于重新解读秦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对其遗产的考察则有益于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 关键词：明清 帝制农商社会 西方中心主义社会形态 一、基本视角 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特征和变迁趋势，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在不同语境中一再加以探讨的课题。直接体现这一课题在中国现代史学中重要地位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长期讨论，包括近年来关于这一长期讨论的一些总结和反思性著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又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等20世纪中国史学界曾引发重大争鸣的问题紧密相关，也与晚近关于中国 “封建社会”再定义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历史学说明相联系。从国际学术视角来说，这一问题直接关涉所谓“东方专制主义”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刺激——反应”模式问题、儒家伦理与现代性契合程度问题、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卷化”问题和中西经济模式“大分流”与否的问题等等。从中不难看出，这一课题是国际学术思想界解释中国历史文化乃至现实社会渊源时难以回避的一个节点。 对此课题，诸说纷纭，歧义重重。所以会呈现为这样的局面，主要还是因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有考察视角方面的原因。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关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基本形态与变迁趋势的研究一直是参照“现代”社会如何生成这样一个话题被提出的，而“现代”社会又一直被预设为以西方现代社会情态为标准模式——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单一模式的。因此，在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寻找与现代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制度、阶层、群体、现象契合的要素以及结构性因素，进而判断其趋势性意义或者属性成为几乎所有相关研究的基本取向。这种方式虽自有其所见，但本质上却是一种“比较”意识先行的研究——即使研究者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如此。比较研究的有效性受比较的方法理论和对被比较对象本身研究的程度双重制约，本身并不决定结果一定如何，但如果比较意识先行，则预设必多。笔者曾在《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一文中分析了几种渗透于明清历史分析的预设性的思维取向，包括：“封建社会”自我否定模式、“资本主义”发生学障碍模式、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崇拜观念、线性“进步”史观、经济决定论、社会形态单体孕育观等。 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这些分析模式的基础观念都牵连于前面所说的参照“现代”社会生成问题,并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基准审视中国明清社会的研究意识。这种意识，基本上是西方“现代”社会蓬勃发展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一切事物都参照被理想化和标准化了的“现代”尺度而在观念、话语中获取自己的价值定位。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展现出的大量结构性问题得到日益深刻的、世界范围的反省，这类反省并没有构成对于“现代”事物价值的否定，但帮助人们辨识出了“现代”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提出了超越既有“现代”模式的实践和思想诉求。与这类反省相关，进入21世纪后，非西方世界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同时，更自觉地把握自己的文化传统，更主动地探索适合各自处境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世界性的新时代主题，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正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范例。人类历史的晚近经验映照出“现代”社会曾经被高度理想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事实，与此相关，关于人类生存环境在约300年工业化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甚至于威胁人类生存的体认，关于西方“现代”模式之可持续性并非确定无疑，关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可能包含一些普遍参考价值等看法，已经成为普遍思考的话题。参照这种事实，关于中国“前现代”历史经验的叙述与解释需要，也有可能，建构新的话语体系和思考途径。 关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假说，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出的。 二、“帝制农商社会”的内涵 “帝制农商社会”是从中国历史作为主体——而不是作为相对于西方的比较对象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国家、社会、文化总体形态的一种概括。笔者在前面提及的《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一文已经提出，这些总体性特征涉及到7个具有新异性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即：1，中国已经卷入全球性大变迁；2，市场经济空前繁荣；3，社会分层体系简单化；4，市民文化活跃；5，人口爆炸；6，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