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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青海海西出土丝织品文物 摘 要：青海海西出土丝织品文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继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和敦煌之后古代絲织品文物又一重要发现。就这批丝织品的制作工艺和纹样装饰来看，它是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不仅是古代这一地区参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证据，同样也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民族历史和古代丝织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关键词：青海海西;丝织品;文化交流 1 青海海西出土丝织品文物概况 因丝织文物本身质地较为脆弱，对保存环境要求较高等原因，国内发现的丝织品文物多集中在气候干旱少雨的西北地区，尤其是唐代的丝织品在西北的新疆、青海等地都有大量发现。新疆地区主要集中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拉和卓，青海地区则主要集中在青海海西地区。截至目前，青海海西出土的丝织品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其中抛梭织法的锦、织金锦带、嵌合组织显花的绫、素绫、宽幅缂丝、絣锦等品种在以往的丝织品文物都未曾见到，是研究唐代丝织品织造技术难得的实物资料[1]。按丝织物的组织结构、织造工艺及外观效果划分，青海海西出土的丝织物主要有绢、纱、绸、锦等。其中锦是海西出土丝织物中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从组织结构上来说，主要有经锦和纬锦。经锦是汉魏以来的传统织造技法，但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西方纬线显花纺织技术的传入，经锦传统织造技法逐渐淡出历史，不再成为主要的织造技法。青海海西出土丝织品中的经锦往往以多种色彩的经丝通过分区排列，使织锦图案出现色条的效果，如黄地簇四联珠对马纹锦（图1），以黄色作地，浅黄色勾勒，各区域再由蓝、绿分区换色显示主要花纹，由八瓣小花把联珠圈连成簇四骨架。联珠圈之间填以小花，在主圈内为带有双翼的对马图案。由于织造技法的改变，唐代丝织品中纬锦数量较多，都兰出土的纬锦采用纬丝表里换层进行显花，代表性织物为中窠连珠含绶鸟织锦（图2）。图案中心是一个略显椭圆形的花瓣团窠，中间立一含绶鸟，该鸟身、翅上均有联珠圜带，两足立一平台上，颈后生飘带，所衔绶带环为连珠纹，下有璎珞状物。织物组织基本是l比3的纬二重组织。此外青海海西出土的丝织物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晕繝锦。 2 青海海西出土丝织品文物中的东西方文化因素 早在先秦时期，由于羌人的西迁，就已经开辟了一条穿越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为了与传统的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大道和草原丝绸之路相区别，历史上多称这条比较靠南的路线为“羌中道”或“河南道”。考虑到这条交通线路主要存在于今天的青海省境内，而“羌中”和“河南”的地理空间在历史上多有变迁，在文章中我们称这条勾通东、西的交通线路为丝绸之路青海道。从史料中关于张骞“欲从羌中归”的记载来看，丝绸之路青海道早在汉代时路线即已相当清晰，成为沟通东、西的交通要道。至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因河西走廊大道的阻塞不通开始繁荣兴盛，地处这一通道节点的青海海西都兰、巴隆一带则成为这条东、西通道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东来西往的商旅、使者或在此停留，或经此通行。由于这一历史背景，这一地区文化遗存显现出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的特征，中原汉文化因素和西方文化因素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两种。 2.1 汉文化因素 从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起，吐谷浑人就长期驻牧于海西地区，与土著羌人融合建立吐谷浑政权。源于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早在魏晋时期即已深受汉文化浸染和熏陶，吐谷浑政权时期仍然与中原汉地来往密切。史料记载自“少帝景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献方物”，吐谷浑人就一直和北魏政权及南朝政权保持密切往来，直到隋唐时期，唐王朝甚至将宗室女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史料中关于吐谷浑使臣往来于两地之间的事迹多有记载，如《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其初期官制时说：“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旧唐书·吐谷浑传》亦记：“其官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以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关于其风俗，《魏书·吐谷浑传》则有“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的记载。继吐谷浑之后的吐蕃时期，尽管与中原地区时有战争冲突发生，但这并未阻碍两地的往来交流，如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之时随行队伍中就有大量的汉地工匠，此外在唐蕃战争中吐蕃也时常掳掠汉地工匠供其使用。在丝织品文物中汉文化因素不仅体现在制作工艺上，还体现在装饰纹样上。如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都兰热水一号大墓南岸清理了四座规模较大的墓葬，出土数量众多的丝织品，在其中一些丝织品上发现了墨书汉字，其中编号为99DRNM3∶42黄色绢上残存“黄州”二字[2]（图3），在其他织锦上也发现“吉”“昌”等汉字[3]，这些墨书在丝织品上的汉字证明这类织锦或产自汉地。另有一块残损的锦上装饰有典型的汉式风格的楼阁建筑（图4）[4]。同样的汉式建筑还见于近年来在乌兰发现的一座同时期的壁画墓中，墓室壁画上大汉式建筑具有同样的风格，这些汉式传统风格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