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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叙事中的都市民间与时代想像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这是小说《双城记》里开首的一段话。当作家狄更斯用这样肯定又否定的定语修饰自己所处的时代时，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复杂的时代。而用这一段著名的绕口令式的判断来做当下中国的时代注脚，似乎也是恰如其分的。“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这是余华在20XX年出版的散文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对当下的中国的描述。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如果说，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发现的是一个都市“漫游者”对巴黎的抒情，那么，在小说《第七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处一个现代媒体高度发达的生态空间中的余华，面对的则是一个由电视、报纸、网络微博、视频等媒介构建的现实的叙事。“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余华是在新闻结束的地方开始自己的对时代的叙述和想象。也正是带着久久悲悯的聆听和注视，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某处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某处死，望着我”。一个个不幸和荒唐事件中的亡者走到了余华的面前和他进行了深度的对谈，也展开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百感交集的旅程。 一、想像时代：从死亡的叙述中出发 对于生和死，中西方哲人的看法不尽相同。孔子说的是：“未知生，焉知死！”而西人则说：“不知死，何知生！”前者是说要安于生，人当于现世好好努力，不必去过考虑未来的死；后者则说，只有知道了死的必然，才能理解生的偶然，只有明白死的无限，才能领悟生的有限。而显然余华与此心有戚戚，特别是中国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的时候，当现实生活逼迫人们为辛苦恣睢，忙得不屑于去想人总是要死的这个简单的问题时，死亡也就成了他观察和想象当下社会的最佳角度。“我如果面面俱到地叙述当代中国，我的叙述将会难以为继，将会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还要漫长。这也是为什么我要选择十个词汇的理由，因为十个词汇给予我十双眼睛，让我从十个方向来凝视当代中国。”20XX年出版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曾如此说。作为长篇小说《兄弟》之后几乎同步或者说先有散文集而后有小说《第七天》的余华写作，这两部作品是精神谱系上的“兄弟”。如果说这部非虚构的散文集从（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差距、革命、山寨和忽悠）十个词汇切入，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浓缩其中。那么小说《第七天》某种意义上说则是这种写作的延续：“从具体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去洞察时代精神的价值取向”。“而生活事件先构成词语的故事，词语的故事再指向时代精神”。只不过这次是从“死亡”这个词中出发的。 《第七天》从“我”死后开始叙述。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余华自己高度体认的鲁迅影响一一基于鲁迅走向死亡的《过客》、追问死后灵魂之有无的《祝福》和《死后》的惊心书写。如果说鲁迅在《过客》中描述的是一个农业社会走向坟的生命必然本质和漫长，展现的是走向坟墓线性时间中的忍耐限度和苦难，在《祝福》和《死后》纠缠于死后不得安息的可怕，那么在《第七天》中，余华展示的则是一个强力世界中个体生命死亡的无端和偶然性。于是在小说文本中，围绕着死亡，我们看到了爆炸、强拆、自杀、杀警、弃婴、车祸、冤死、卖肾、事故瞒报、上访、围观、鼠族、自杀、性丑闻，各种死于非命，各种荒唐离奇。在小说中，余华更是通过反手利用死后“不得安息”的恐怖，化腐朽为神奇，颠覆“不得安息”的可怕。正如鲁迅那彷徨于明暗之境的影子，余华鬼魅般地让死去的“幽灵”（杨飞）漫步阴阳两界，以“死无葬身”展现现实世界的强权和暴戾，以“死无葬身之地”的美好反衬现实世界的某种荒诞和不公，于荒诞处见荒诞，也于“荒诞处”生长美好。 死亡是无序的，常常会发生意外；死亡又是确定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弱者之死：杨飞和餐馆老板谭家鑫一家因为餐馆爆炸而死，杨金彪生癌病死，李月珍和肖庆遭车祸死，刘梅跳楼死，伍超卖肾脏感染而死，郑小敏的父母双双被强拆倒塌的楼房压死，卖淫嫖娼暴力执法留下积怨、上访多年终于杀警的李姓男子之死，屈打成招的死刑犯、死亡人数扑朔迷离的商场大火事件以及二十七个漂浮于河道上的弃婴尸体。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了作为强力象征者的死：作为城市管理者的市长因为和“嫩模”共度高潮而突发心肌梗塞而死，作为创业成功者的李青因为涉嫌高官贪腐而自杀之死，作为城市执法者的张刚因为莽撞暴力执法而被受害者刀砍之死。强者和弱者同为死亡所捕获，死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