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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飘雪的日子 20XX年9月15日，夜很深了，打开电脑收到一份文友的邮件，文友告诉我，韦野先生走了。 得知韦野先生患绝症是十年前的事，他顽强地走过了十年。十年前的冬季我得知他患病即写了篇哀伤、感恩的文字，现在读这篇文字，依然如冬夜一样深长而伤感…… 1 S先生告诉我说，韦野病了。说韦野先生得了一种稀罕的、男性发病率仅为千分之一的病——乳腺癌。乍一听此，我在心底绝望着——命运真是太难纠缠了。S先生告诉我这个不幸时，我们正在冀中一个偏僻的县城文安开一个散文研讨会，韦野先生本该来的，但他没来。他打来了贺电。会散，我即沿着县城外荒僻的乡间公路打探开往省城的火车——我决定立即赶往石家庄看望韦野。在离县城15公里的一个小站上，我等待着刚刚开通的从长春经文安开往石家庄的一列火车。火车到达这里时已经非常疲惫了，它在小站喘息了两分钟后，便又喘着粗气、匍匐着向南而去了。 我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望着车窗外已收割完庄稼的土地，我觉着土地也十分疲惫了，散落的庄稼的枯干败叶在土地的边缘处显得十分的凄凉。我知道，此刻，在塞外已是落雪的日子…… 那年——1985年塞外落雪的日子吧——好心的塞外人要为我的散文创作召开一个讨论会。省城的许多先生、朋友们赶来了，他们说，他们看出我那时已是一棵长势颇好的庄稼苗，他们相信我日后能拔节，能结出籽粒饱满的玉米穗、谷穗、麦穗之类，他们相信我不会长成空壳。那年我都40岁了，我40岁了才写了三、四年。那年，我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地说：“40岁是我生命的开始！” 韦野来了。 我们在塞外如同乡镇小站一样简陋的火车站上接他。车站上灯光昏黄而寂寥，雪花在天空稀疏地飘落，下车的人很少。人们说那是韦野。我相信对面走来的男人至少有一米八零高。我看不清他的脸，他非常严实地围着一只白色大口罩，一直围到耳根。他很清瘦，裹着一件黑色呢大衣，雪落在他宽大厚重的镜片上。在他俯视我的瞬间，我发现他的眼窝很深，眼睛很大，眉骨很高，头发很直很硬，很长地背在脑后，是那种很洒脱的背式发型。他站在昏黄的站灯下和我们说话，声音从白色的口罩里“嗡嗡”地发出，苍重而有些嘶哑。那时，我心头掠过一个象征——他像是站灯旁那棵落尽了叶的很高也很沧桑的老槐树…… 后来，我们知道，他感冒了很多天，他一直在发烧、咳嗽，他本不能来参加会的。那时，省城到塞外，火车没有卧铺，一律的木板座，且不能直达，要在北京永定门车站等候三五个小时中转。千里之路，晨起夜落，要在路上摇摇滚滚十四、五个小时。然而，他来了，他和省城的几位老师朋友们来了。来了就是鼓舞，就是冬天里的春天。那时，河北散文学会刚刚成立一个月，他是会长，他说他必须来；他说这是全省第一次为一个写散文的人开会，河北的散文要振兴，要崛起，塞外的文联做了一件好事；他还对我说，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再过5年，你45岁时成为著名作家…… 他的话使我震动，也使我感激。 此时和彼时，我都认定，这是一次自我信心和勇气的温暖光临。 2 其实，再往前推两年、三年、我的150行的长诗《他当了矿长》经省作协主席尧山壁推荐给了韦野先生，韦野先生那时在《河北日报》主持文艺副刊，副刊的《布谷》版大块大块地发表着各类文学作品，我的长诗就在1983年1月发在了《布谷》版头条，很显耀很光彩的位置。那时，我真还是一个一点也不起眼、一点也不光彩的“丑小鸭”呀；那时，我仅是在地、市级报刊发了一些作品的无名作者呀；那时，我是一个披头散发上班、买菜、买粮、在老镇的窑洞里哄儿子吃饭、睡觉、然后才学着写诗歌的女人呀。我知道，我的文学之路一直很难。我无法跳跃，我只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一个梯级一个梯级地攀援。后来，我9000字的报告文学占据了《布谷》整整一个版面；后来，我那么多诗歌、散文发在了《布谷》版上；后来，塞外和成都两所大学里的老师最早写我的评论文章发在了《布谷》版上；后来，韦野先生亲自撰写的评介我散文的5000字的评论也发在了《布谷》版上……我至今不疑，我的文学是在韦野先生主持的省报文学副刊上开始了新的梯级的出发。我也至今认为，那块杜鹃啼血、《布谷》声声的田野是我文学的处女地。我在这块土地上庄稼一般成长，韦野先生就是这块土地上戴着斗笠、拄着锄把浇水锄草施肥的农夫，我相信是他最早谛听到了我成长拔节的声音。 那时，每发表我一篇文章，韦野先生大都给我写一封信，指出我的长处与不足。1986年我写汉水女儿命运的散文《女人河，美丽的忧伤》在《布谷》版发表了，但韦野先并不因此而放弃对这篇作品的指点，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女人河》不错，但情溢于事，有点淹没心的亮度了，心再闪烁些为好。”七年后，省电视台将这篇散文拍摄成PTV搬上了屏幕，中央台国内、国际频道都播放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