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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端与大地之间：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生态 卢桢 21世纪之初，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有感于新媒体时代对文学的冲击，由此提出了“文学终结”论，而在诸多文体中，体态轻盈、传播快捷的诗歌仿佛更容易受到这种资本与媒介文化的影响。一部分人认为新媒体技术的出现将受众的兴趣点引向强调视觉体验的影视媒介，而诗歌现场则愈发冷清;也有一些人注意到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施予诗歌的新作用，认为诗歌由此获得了更多“回暖”的生机与可能。无论是忧虑还是乐观，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媒体为当前诗歌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品质，很多诗人开始自觉利用视觉媒介、网络平台和电脑程式等大量非文学元素，不断在敞开的媒介系统中经营自己的诗歌，试图提升诗歌文体的技术水准，以便更为立体地探索与现实的对话机制，这构成当前诗歌赖以生存的生态背景。 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语境中，新媒体和新技术往往指向互联网媒介，它不仅在传播层面加速了文本的传递，而且还在哲学层面重塑了诗人与信息的关系。普泛化的媒介平台和影音兼备的自媒体传播方式，使写作者与多媒体信息互相嵌入交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性趋向立体，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逐渐融合。同时，新媒体时代和新娱乐时代分别在文学的观念与文学的接受层面上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本质，媒介技术视域中的声、光、文三类异质性数据信息相互通约，打破了彼此之间的不可译性。面对技术化生存这一时代背景，诗歌也以其自身的特性寻找与新媒介的结合点，且至少在四个向度上有所体现： 一是以网络文学为先导，在诗歌领域则是以网络诗歌为关键词，形成网络诗歌的写作与传播热潮。随着自媒体平台的日趋完善，一系列依赖于线上生存的自媒体作者乃至诗群大量涌现，艺术活力在云端得以释放。二是诗歌与其他媒介的实验性整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它自身的文体压力。一些诗人利用多媒体的形式将动画、音乐甚至JAVA程式汇入诗歌，建立起兼容语言、图像和声音的多重结构，演绎超文本性的视听品质。三是人工智能诗歌写作，一方面让人体验到工具理性与自动化技术结合产生的威力，另一方面也触发人们反思诗歌的媒介化生产导致的诸多问题。四是诗歌营销风气日盛，以跨界营销的方式将诗歌推入时尚风潮，提高了诗歌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如同15 世纪印刷技术问世对于西方小说普及产生的巨大影响，每一次传播媒介的技术革新都带来了文学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有趣的是，印刷媒介的发展冲击了传统的诗、乐、舞一体的艺术格局，而今天以“互联网加”为核心的新媒介却重新统合起各种艺术形式。“云端”的诗歌写作改变了纸媒的传播方式，此外，它也对诗歌的主题模式、情感向度、诗义结构、审美形态等产生了显著影响。新媒体诗歌不仅属于技术美学的产物，还催生出一场诗歌符号文化的革命，而“超文本性”则是这些“赛博文本”的核心属性。在纸媒时代，诗人进行创作时无论是采取字意识、词意识还是句意识，其缘起点均未超出“字符”思维的范畴，而在新媒体时代，以简隽和含蓄著称的诗歌文体如果想要涵容更多的“此在”经验，就需要诗人有意识地将“意象”与“图像”贯通一体，在“字符”思维的基础上去探求符合新媒体时代特性的意象建构方式，为读者提供“通感”阅读的可能。当诗歌的审美内蕴（含蓄、朦胧、歧义）与网络的技术特征（跨界性和未完成性）相互贯通的时候，新媒体诗歌的审美内质便脱颖而出。 不过，负向效应也不应忽视，在三个方面需要警惕：一是“唯技术论”。一些写作者沉迷于无节制的技术狂欢，过度使用影音媒介，使读者空有一次性的阅读快感，却很难建构起文学性的美感。图像和声音在为诗歌拓展感觉效果的同时，它对文字书写的淡化和文学观念的泛化，很可能会抽空诗歌审美的基础，从而遮蔽本属于诗的语义思维特质。因此，如何有效整合跨界经验与诗歌语言的复杂关系，让新媒体诗不游离于“诗”的属性，恐怕将是它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二是“虚假及物”。在娱乐文化的浪潮中，部分诗人秉持一种通俗实用的、迎合感性现代性的审美倾向，将大众文化对“物”的关注作为审美基点，强调个体的感官经验和欲望的合理性，从见证者和体验者的双重层面抒写生活现实，这正应和了流行文化即时性、消费化、符号化的特点。然而，新媒体诗歌众声喧哗的表象背后，依然可以看到“剪贴文化”“快餐文化”造就的大量廉价复制的粗糙文本，媒介现实对生存实际的再现并未使人感受到写作的难度和灵魂的深度，诗歌文本在媒介面前变得过于透明，其专属自身的抽象性与哲思感则日渐式微。三是“新媒介的话语权力”问题。媒介经济对诗歌命名、诗歌事件的操控策略，往往在于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所牵涉出的轰动效应往往会使人们只关注事件而忽视文本，真正属于诗的内质则隐匿在现象背后，逐渐丧失了与人类痛感经验的联系。以上诸多问题的产生，均源于诗歌的准入门槛越来越低，而写作伦理不断下移的趋势，自然会降低诗歌应有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