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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心智，和时间做朋友 我有个朋友叫做时间。她跟我真可算作两小无猜，默默陪了二十多年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她。她原本没有面孔，却因为我总是用文字为她拍照，而因此可以时常伴我左右。她原本无情，我却可以把她当作朋友，因为她曾经让我明白，后来也总是经常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付出耐心，她就会陪我甚至帮我等到结果，并从来都将之如实交付与我，从未令我失望。 精确感知时间 只有当与时间成为朋友之后，才真正知道她的宝贵，知道她的神奇。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早已把她变成了自己的敌人。挣扎了许多年，还以为自己在与这个世界争斗。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就像那个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有带着标签的身份——“骑士”，于是他有并坚守着符合他那个身份的“骑士精神”。风车是他的抗争对象，他却无论如何都不知道他的敌人实际上是那看不见的“风”，还有那原本应该隶属于他自己的、却竟然完全不受他控制、反倒成了他的主人的“他的大脑”。 与所有人一样从小自命不凡的我当然也给自己贴过各种各样的标签，我崇尚公平，向往自由，渴望平等，憧憬希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跟大多数人一样，看到的是不公平，感受到的是枷锁，体会到的是不平等，慢慢消失殆尽的是希望。现在我会猜想所有人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只不过只有少数人能够度过这一阶段。有一次我在几百人的课堂上说，“很多人都曾不由自主地产生过自杀的念头。曾有过（哪怕瞬间而已）自杀念头的同学，麻烦你们诚实地举手。”——几乎没有人不举手。 然后我说，“相信我，你并不孤独。” 在发现自己竟然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唐·吉诃德的那一瞬间，感觉真的是特别诡异：万念俱灰的同时竟然能体会到烈火中的重生。直接来自感官的感知，很容易与人分享，然而思想上的体验却往往难以用原本就有缺陷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述。但，我想应该有很多人有过与我相同的体验。 重生并不意味着转眼就脱胎换骨。竟然有着成年意识的“婴儿”有更多的欢乐也有相对更大、更多的痛苦。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竟然有机会与时间做朋友，只是朦胧中明白，不能再浪费时间而已。当然，现在我不再认为我有能力浪费时间，正如我作为一个人没什么能力管理时间一样。顶多，我可以因为逃避一些责任而背叛时间——可那又是多么罪恶的事情？一位朋友读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之后概括说，逃避责任就会带来轻松，可那恰恰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啊！ 没有人不了解自己的朋友。所谓“真正的朋友”，必然是、也只能是，最终被证明为我们真正了解的少数人。同样的道理，如果竟然有机会与时间做朋友，也确实有与时间做朋友的愿望，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耐心地了解关于时间的方方面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气。我也一样。我的好运之一是竟然在差不多5年前的某一天在网上闲逛的时候看到了一本书，名字是《奇特的一生》 \h [1]，作者格拉宁，1974年第一次出版。这部被定义为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文献性小说讲述的是，一位苏联昆虫学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 \h [2]是如何通过他独创的所谓“时间统计法”在一生中获得惊人的成就的。  所有的人，连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亲近的人在内，谁都没有想到他留下的遗产有多么庞大。 他生前发表了70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广为翻译出版。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500多印张的著作。500印张，等于12500张打字稿。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科学史上，艾勒、高斯、赫姆戈尔茨、门捷列耶夫都曾留下巨大的遗产。对于这种多产，我老是迷惑不解。这一点很难解释，但也挺自然——古时候，人们写得比较多。至于今日的学者，出多卷本的全集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奇怪的现象。连作家似乎也写得比过去少了。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等，此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20世纪30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1955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35篇地蚤标本，共13000多只。为其中5000多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300多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5倍。他对跳甲属的分类，研究了一生。这需要特殊的、深入钻研的才能，需要对这种工作有深刻的理解，理解其价值及说不尽的新颖之处。有人问到著名的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他怎么能用一生来研究蠕虫的构造，他很惊奇：“蠕虫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