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析评.pdfVIP

清统治集团君主立宪论析评∗ 王开玺∗∗ 1906 年9 月 1 日，清廷颁谕宣布“仿行宪政”后，在近代中国各社会集团中引起极强 烈的政治反响。革命派抨击清廷是以立宪之名而行专制之实；在野立宪派则充满希望，曾几 次掀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明确而又具体地提出自己的立宪要求。对此，有关论著已多有论 列。但对预备仿行君宪政体的主体——清统治集团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是否存在不同的认识、 议论?其原因是什么?其实质与作用如何?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略陈管见。 一 早在庚辛新政期间，部分清政府官员，如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御史赵炳麟、会办商约 大臣盛宣怀、两广总督陶模等，就曾分别提出过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的要求。但当时绝大多 数统治者尚未超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模式，其注意力与兴奋点集中于以练兵筹 饷为重心的“力行实政”方面，因此，这一君宪呼声并未引起清最高统治者的关注与反响。 当日本于1905 年居然“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i]战胜了“素以雄 力横视环球各国”[ii]的俄国后，大凡关心时局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日俄之战，实为“立宪、 专制二政体之战也”[iii]。海内外资产阶级立宪派为自己的立宪主张，找到了最具说服力的 事实依据，更起劲扇地鼓倡实行君主立宪，清统治集团，乃至最高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对 日本战胜俄国的现实感到震惊，以至不知所措，无可避免地要考虑、探究试行君宪政体，以 保障其政治统治及皇位永固的可行性 当清廷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准备“择善而从”后，清统治集团分化为较急进的速行、 较为平和的缓行与完全反对的三种有代表性的君主立宪论，并伴随国内外局势，特别是国内 政局演化而嬗变。 速行君宪论者多为驻外使臣，如孙宝琦、汪大燮、胡惟德、梁诚、张荫棠；考政大臣， 如载泽、戴鸿慈、尚其亨、李盛铎、达寿；地方督抚，如袁世凯、端方、李经羲、程德全、 锡良；也有朝廷权贵及其它官员，如奕匡、徐世昌、张百熙、唐景崇等。缓行君宪论者多为 朝廷权贵，如瞿鸿机、荣庆、铁良、孙家鼐；亦有御史、如赵炳麟、王诚羲；地方督抚，如 张之洞、陈夔龙等。完全反对君宪沦者则多为御史言官，如胡思敬、刘汝骥、文海、鲍心增、 张瑞荫等；也有个别督抚，如升允。 二 如何认识君宪政体行于中国的可能性与利弊，这不仅是统治集团各阶层、各成员必 须正视和回答的首要问题，而且是直接决定其对待君主立宪所持态度的政治前提。 考政大臣出洋后，请行君宪政体虽已成为充盈朝野上下的汹涌政治思潮，但一些自 诩颇有中学根柢的封建卫道士，死抱着封建的体道观和伦理价值观不放，反对任何形式的， 哪怕是比日本、德国更为保守的君宪政体。 ∗ 载于《清史研究》1995 年第4 期。 ∗∗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他们编造出，或者说他们相信，中国乃“立宪之祖国”，实为“环球中宪法完全无缺之 第一国也”的神话，企冀以此论证中国决无改行西方君宪政体的必要，置改行君宪论以无病 而学呻的地位。他们承袭中国近代颇具影响的“西学缘于中学”说，附会出中国古代“贤能 有书，奇邪有罪”，即是“人民有选举权”；“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即是“人民有议政权”； “稷、契、皋、益终身不迁一官，不易一秩”，即是“行政权、司法权不相假借”；欧美诸国 的警察，乃是中国古代的“匡人”、“潭人”；其预算、决算等理财措施，实为中国“九赋”、 “九式”之遗等的说法。企图以此混淆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的区别，消弭君宪论于初萌，扼 杀君宪政体于无形。他们认为：欧美诸国君主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故 “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则恰恰相反，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 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 ”由于中外历史、政治不同，宗教、俗尚各异等原因，立宪政体行 于欧美各国尚且利害相兼，若行于中国“则有百害而无一利”[iv]。他们还着力抨击奚落立 宪论者所谓日本立宪以致富强说为无知，甚至断言日本并未改行君宪政体。“谓明治为专制 之君可也”。讥笑世人不辨真伪。“妒之为天娇，誉之为立宪也，不亦慎乎? ”[v] 就历史表象而言，上述反对君宪论者注意到中外国情的差异并非迂谬。 但是，其保守 的政治出发点导致出保守的政治结论，某些近乎合理的因素成为他们顽固反对君宪政体的历 史根据。强化了他们政治信念的坚韧性。他们认为：改行君宪政体乃是庸人自扰之举，是对 觊觎君主权力的人的姑息和鼓励，其结果只能进一步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