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博览馆 茶文化元素库 婺绿史话——近代扬名海外.docx

婺绿史话 ——近代扬名海外 自清代中期起，婺源绿茶的外销可谓盛极一时，尤其在同治、光绪年间达到了高峰，其绿茶生产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宣统二年(1910 年)，婺源精制绿茶和珠兰窨花茶在清廷农工商部举办的劝业会上展出，获金牌奖。五年后的1915年，婺源精制绿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和平博览会”上获一等奖。 清宣统二年农工商部劝业会上，珠兰窨花茶获金牌奖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入侵，在经济_上肆意掠夺和垄断；清政府腐败无能和横征暴敛，进而引发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历时13年之久。社会动荡不安，到光绪中期，整个徽州(四个产茶县)红绿茶的产销一直在10万多担到13万多担之间徘徊， 且茶价大大下跌。如上品的鱼虾目、珍眉等茶，原来每百斤可值银八十两以上，到光绪末只能卖到四十两左右，茶农大亏血本，苦不堪言。尽管婺源茶在整个徽州地区实力最雄厚，出口量最多，但同样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出版的《婺源地理教科书》中写道：“我婺物产茶为大宗，顾茶唯销于外洋一路， 迩年茶市窳败，业茶者富食降为穷户，而农户依茶为活，遂苦不可支.... 20世纪初期，在中国茶业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婺源外销茶仍然保持旺而不衰的生产态势。清末民国初，一个150多户600多人口的思溪村，竟建有“顺泰隆”等9个茶号，仅生产用工就有1260多人。到了茶季，外请的茶工蜂拥而至，村里家家住满，再加上为茶号运茶的挑夫船工，不大的村庄挤得满满当当，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据民国史档案资料记录，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婺源全县茶叶栽种面积达86893南，产量44346.5担。傅宏镇在1934年《皖浙新安江流城之茶业》一文中说到，1930年婺源茶叶产量为85454箱，约51200担；1931~1933年，每年外销茶均有6万多箱，可见茶叶产量在3万至4万担之间。另有个1933年徽州各县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的统计资料，其中歙县茶叶种植面积35000多亩，茶叶产量18000担；休宁茶叶种植面积58000多亩，茶叶产量29000多担；婺源茶叶种植面积68000亩，茶叶产量34000担。显而易见，这个时期婺源的茶叶生产虽仍居徽州各县之首，但比之鼎盛时期，茶业萎缩之端倪已渐显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茶价低廉,直接挫伤了种茶、制茶、卖茶人的积极性，抗战头两年婺源的茶产量- 下跌至2万多担。茶叶品质良莠不齐，加工质量、规格不稳定，产、制、运、销不协调、不通畅，极大地影响了婺源茶的外贸出口。这时,中国实业部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浙江、福建六个产茶省政府及上海、汉口、福州诸商埠茶商，联合组织了中国茶叶公司。吴觉农等一批茶界有识之士，开始了复兴茶业的行动。1938年，江西农产物检验所奉令办理皖、赣两省绿茶产地检验，并在婺源设立办事处。翌年，婺源成立了运销委员会，对茶叶生产、销售进行统制(运销委员会旗下的茶号达142家)。与此同时，建在婺源的江西农业院茶叶改良场，本着自种、自制、自运、自售四大原则，以茶农集体组织联合的形式，建立了香田、荷田、凤山、岭下、上梅、龙山、凤腾、清华、思溪、沱口、江湾、山坑、龙腾等13家特约加工厂。如此，茶叶生产规模扩大了，中间环节减少了，当年茶叶产量一下上升至37000担，茶农人人都分得红利，效益十分明显。1940年婺源茶叶产制组织进一步健全，运销委员会统制的百多家茶号、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领导下的茶叶产销合作社、江西农业院茶叶改良为婺源的茶场的特约制茶厂这三支生力军，为婺源的茶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茶农、茶工生产热情高涨，产量迅速上升，当年婺源产茶增至43000担，精制茶达88000箱，精制茶号也由1934年的178家发展到243家。 1941年，吴觉农等与江西农业院、农村合作委员会联合设立了江西茶叶产销合作站，总站建在婺源，下设上饶、修水、浮梁、婺源四个分站。然而，此时中国的大部土地已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反侵略战争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出口的口岸被封锁了，茶叶外销已被阻断，加之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们的生活难以为继，茶价更是一落再落， 儿乎跌到了一担茶仅可换取一担米的最低点。而茶税却一年高过一年，茶农、茶商苦不堪言，时有“十九两当一斤，茶农有冤无处申”、“茶价贱如糠，茶捐凶似狼，茶农沿门讨饭漂异乡”等民谣。到1942年， 婺源茶产量竟跌破了1万担。婺源县思溪村“顺泰隆”等9个茶号，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部倒闭。因茶号中最后一个字都是“隆”，与“龙”字谐音，所以有人称其为“九龙下海”(婺源方言把亏了称作“下水)。此后，婺源茶业一蹶不振， 产量直在2万担左右徘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婺源茶叶产量定格在15000担。 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吴觉农 婺源思溪村 自古以来，婺源-直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