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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主体新论 《刑法》第93条明文规定了何为国家工作人员，第94条规定了何为司法工作人员，但何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法律却没有明文规定。这便导致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内涵、外延不明确，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成为了学术界和司法系统的难题。司法解释曾作出扩大理论界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界定的规定，但这种扩大以何为边界并不明确，若是无限扩大范围，则会导致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法区分。同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有很大争议。例如《刑法》第382条第二款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其属于法律拟制，也有学者认为其只是注意规定。再者，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过窄，现实中有一些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机关的成员也可能有职务犯罪的行为，但却无法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而不能被刑法处罚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正式施行，作为监察机关的监察委员会将代替检察院，接手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监督、调查工作。而《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监察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使用的表述——“公职人员”并不相同。不同文本中出现不同表述本就可能导致适用的混乱，再加之上述主体的范围并不是完全重合，适用困境便更加突出。例如，某一对象在监察委的监察范围内，在监察委调查完毕移送法院处理时发现，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职务犯罪。这样不仅造成了处罚漏洞，还浪费了监察委的人力、财力资源。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以“公职人员”代替现有“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方法解决上述问题，并在下文依次分析如此做法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优越性。 2 职务犯罪主体外延扩大的合理性：以职务犯罪保护的法益为指导 如上所述，现行刑法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而解决方案便是扩大职务犯罪主体的外延，使模糊地带也能被纳入其内涵，并明确主体的类型。然而，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处罚手段，应当尽量避免随意适用，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要求。要扩大主体的范围，势必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从而使刑罚处罚更加普遍。因此，扩大职务犯罪的法理根据就值得讨论。 国家制定刑罚法规的必要性，是以对刑罚及刑罚法规所一般具有的机能寄予期望为前提的。而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因此，刑法表现为禁止某种侵犯或者可能侵犯法益的行为。在职务犯罪中，刑法通过禁止有关人员的行为，来保护有关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从而维护国家机关等组织的权威性以及公信力，保护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具体而言，贪污贿赂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而渎职罪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违反廉政性、正当性的要求，必然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从而致使公私财产，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重大损失。 但对于刑法中现有的职务犯罪的主体的打击，会造成处罚漏洞，从而不能很好的完成刑法的任务。现在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过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还有理论争议，而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机关的成员并不能受到很好的规制。但这类主体若是有贪污受贿或是渎职行为，也会影响其职务的廉洁性。例如人民政协，其任务本来就涉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若是这些委员收受财物后怠于行使监督职权，任由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滥用职权，必定会消减公民对国家机关的信任，其手中的职权也成为了权钱交易的筹码。 再者，此种现象也并非偶然现象，大量的发生上述主体进行权力寻租的行为，会导致政府的公信力急剧下降。这种现象的法益侵害性并不亚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社会对此类行为的反应也比较愤慨。正如学者所言，“从应然角度，不论从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渎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从这类危害行为的常见性以及推进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廉政勤政建设等方面，都应当将他们纳入职务渎职罪主体范围。”因此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顺理成章，并不违法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3 职务犯罪主体外延扩大的可行性：以监察法中的公职人员为基础 3.1 整体思路：以公职人员代替国家工作人员 如前所述，职务犯罪的主体应当扩大，然而具体该如何扩大，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监察法》的颁布则成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根据《监察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监察委员会负责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可见，监察委已经全面接受职务犯罪的调查工作。因此，监察委检查的对象与职务犯罪的主体就有了天然的契合性。基于此，笔者主张，将刑法中职务犯罪的主体用《监察法》中规定的监察主体代替。也即用“公職人员”代替“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职务犯罪的主体。至于公职人员的具体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