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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理性与理性的教育：一个女权主义者的声音 郑新蓉教授 教育即生活，读书即品读教育、品读生活。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主持读书会，涉猎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民族教育、性别教育等领域。本期读书会主要介绍英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女权辩护》。 进入性别研究领域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女性主义的作品也读过一些，但我一直不敢用“女性学者”来标明自己的身份，最多算是一名女性“学着”，学着去理解和解读那些历史上和现当代的勇敢而坚定的女性们。 《女权辩护》也被译为《女权辩》，是英国18世纪著名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成名之作，毫无疑问被看作是第一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其历史意义是空前的。自《女权辩护》被译成中文以来，受到很多国内女性主义学者、教师和学生的追捧，关于该书的讨论不绝于世。作为一名教育学领域的博士研究生，具有一定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储备，但我该如何读出这本书的“新意”，如何从教育的语境中再解读、再诠释，如何客观地评价这部作品与它的作者以及在当下的教育意义？ 一、作者与作品 玛丽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农场主贵族家庭，父亲无能专断，且对妻子女儿十分残暴。玛丽虽然缺乏家庭温暖，但大时代的发展却促成她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这一时期的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风起云涌，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也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个体的权益受到尊重，主体意识不断觉醒，“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普遍追求。玛丽的一生可以说是与男权思想和贵族主义抗争的一生。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她宣称要成为“新女性之先”。她对教育倾注较多的心力，认为女性接受教育才能有经济和人格的独立，并写出一系列探讨教育和女性受教育的文章和书籍。 玛丽曾编录过一本文学摘选集——《女性读者》，这是一本面向年轻女性的文本，还翻译了两本童书：《小格兰迪森》与《道德素质》。在她所著的《女教论》（1787）和《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1788）两本书中，她都提到当时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女性教育，而这一议题几乎贯穿她整个的写作生涯，并在《女权辩护》（1792）中达到顶峰。 二、理性无性别之分 “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自然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主要思潮。它将人的基本权利，比如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视为自然具有、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任何对人的天赋权利的剥夺都是违反人性的。玛丽深深地浸淫于启蒙理性自然法观念之中。在《女权辩护》中，“理性”出现255次，“理智”出现159次，而且玛丽提出她的命题：倘若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那么，为何妇女不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呢？她认为当理性之外的任何力量试图压制女性的精神，并使得她们失去自由时，也无从要求德行。只有打破这种束缚，建立更多的平等，社会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玛丽曾尖锐地批判卢梭的观点。卢梭认为，男女的特质与能力是有差别的，应训练男性理性的公民意识，训练女性取悦男性，并生儿育女。玛丽否认男性在理性和理智上高于女性，认为“理性归根结蒂是一种纯粹的进步力量，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种辨识真理的力量”。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没有性别之分。 玛丽分析女性变得愚昧和低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对女性理性教育的忽视，使她们认同自我的“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第二，男性舆论造成女性的不幸和软弱。玛丽痛恨那些认为女性天生比男性更感性的说法。她激愤地说：“既然女性不是一群寿命短促、微不足道的人，为什么要使她们保持物质的状态而美其名曰‘天真’呢？”正是因为她深刻地认识到“感性”的危害，所以玛丽号召女性要有理性，有品德，有抱负，追求高尚的事业和学问，尽力获取力量，摒弃柔婉、天真、虚荣、敏感和浮华这些实际上等同于“软弱”的代名词，主张独立、平等和与男性的竞争。 此外，玛丽还认为财富与世袭的荣誉腐蚀人类的性格，并无情地批判贵族社会的女性十分“低劣”，她们无需艰苦的劳作，只需要“关注琐碎的事，注重体态美的培养就够了”。因此，“她们体质孱弱，精神空虚，心胸狭隘到眼中只有爱情而少有抱负与追求;目光短浅到只贪图眼前享乐忽视管理家庭与教育子女的责任;敏感脆弱、矫揉造作到以柔弱与狡猾获得权力;精神空虚到以私通来寻求刺激。在丈夫面前，她们是一味服从的‘奴隶’;在仆人和孩子面前，她们又是残酷的‘暴君’”。 而中产阶级和下层妇女为生计而奔忙，没有闲暇时间，许多贫困妇女还以血汗抚养子女，维持破败的家庭。玛丽以坚定且人道的精神，提出为下层妇女争取权利和受教育的机会，这在当时无疑是意义深远的。我国女性学者李银河在其《女性主义》一书中提到，玛丽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一种社会正义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