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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转型的实践逻辑与反思X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的基本形态由国家“入场”与乡村社会“在地”共同形塑而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呈现为动态的过程：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乡村治理会形成特定的体系和能力来完成治理;另一方面又会随着政治结构及乡村社会基础的变迁而动态演化。在传统社会时期，乡村社会秩序主要依赖于士绅和宗族自治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社会与传统帝国体系割裂，科举考试的转化体系使帝国的知识精英保持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来联结起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尽管“皇权止于县”，但依赖于基层精英所形成的士绅治理体系与内生型的自治能力达成了“简约治理”，①实现了地方稳定秩序的建构。进入20世纪以来，传统士绅治理已经走到了尽头，治理体系中出现了诸多“赢利型经纪”，以汲取农民的资源为主要目的，乡村治理遭遇了“内卷化”。②在建国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政经合一的治理体系带来了基层的强大动员能力，但对政治权力的过度依赖使其具有不稳定性，也从较大程度上钳制了社会的活力。在人民公社体制瓦解之后，乡村治理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本格局，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并非行政隶属关系，但为了完成收取农业税费、计划生育等任务，乡镇政府以利益来激励村级组织，围绕农业税费及计划生育罚款提留等两种资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③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在农业税费取消之后，伴随着国家资源下乡，乡村治理的转型逐步开启，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治理的新一轮转型开始呈现，初步形成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样态和新的趋势。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分化与整合研究”（18BDJ052） ①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XX第2期。 ②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XX，第29页。 ③ 魏建、赵钱龙：《中国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变迁及其影响——由均势到非均势》，《学习与探索》20XX第2期。 当前学术研究领域也开始关注这一转型过程并提出建构的方向：其一是在研究中提出了“选择性行政化”及“制度型支配”“协商治理”等理论概念，景跃进认为国家权力的下渗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村干部行政化现象，形成的“选择性行政化”对村庄治理带来了复杂影响;景跃进：《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思考》，《治理研究》20XX第1期。邹建平等认为制度型支配加强了乡镇对村级组织的控制，有利于贯彻国家的意志。邹建平、卢福营：《制度型支配：乡村治理创新中的乡村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XX第2期。其二是呈现乡村治理的困境，阐释推动治理转型的关键因素或改革重心所在。项继权等重点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治理转型的影响，这不仅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空间体系重构，而且要求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体系的重建。项继权、王明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转型》，《求实》20XX第10期。周庆智对乡村治理转型或变革的研究从权力结构和法治规则等方面切入，认为乡村治理现代转型要从社会发展立场来看基层治理改革，要确立法治规则和社会改革方向。周庆智：《乡村治理转型：问题及其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XX第6期。 综述之，当前有关乡村治理转型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性，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当前研究大都是从侧面或局部涉及到乡村治理转型，缺少对新一轮转型趋势的整体把握，所提出的方向原则性强，但也容易陷入泛泛而谈。从本质上看，乡村治理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实践过程，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巨变、基层政府的改革走向紧密相连，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量”到“质”的嬗变过程。鉴于此，本文拟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层面入手，对当前的转型样态和趋势进行提炼，并对转型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的反思，力图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为乡村治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 二、乡村治理体系转型的实践样态 乡村治理体系指的是为了实现有效治理所形成的综合性系统，可以划分为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两个层面：乡村治理体制是体系的核心，指的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在治理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角色，以及二者之间的组织关系;乡村治理机制是体系运转的关键，指的是乡村两级组织之间实现协作的基本规则。治理体制、治理机制的协同运转共同组合而成乡村治理体系。以农业税费取消为界，乡村治理体系正在进行实践样态的新旧过渡。 首先是乡村标准化的治理体制逐步成型。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的重点任务是征收农业税费并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村委会协助乡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