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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借鉴意义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著名立宪派人士。1913年与梁启超合作组建进步党，“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而在一切政治活动中，汤较梁尤为突出。”1914年5月，汤化龙出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提出了一系列既切合实际又富有远见的教育主张。然而，学界目前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多有探讨，对汤化龙教育思想的研究却鲜有涉及。事实上，汤化龙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与爱国意识，倾毕生精力致力于国民教育。他自清末开始派遣留学时就注意从教育的角度寻找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并利用报刊、演讲等舆论形式，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并提出了许多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式教育思想。同时，汤化龙又身体力行，长期在陆军大学等学校亲自授课，力求将其教育主张付诸实践。综观汤化龙一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既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体现了清末民初教育的时代特色，直至今日，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基于此，笔者拟对汤化龙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汤化龙教育思想宗旨 汤化龙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起成立了“法政学交通社”、“留日教育会”以联络同志，创办了《教育杂志》，倡导教育改革，是其教育救国思想之发端。1908年又与旅日薪水同学提倡创办湖北教育会，相约归国后以教育启迪民智，挽救民族危亡。曾拟在汉口筹建武汉大学，未果。毕业后，汤化龙返回湖北积极扩大教育会组织，并创办了“湖北省自治研究所”，汤化龙也因此在教育界声名渐起，并与当时教育界名流张继煦、万声扬等关系密切，时常交换教育的意见。概括而言，汤化龙教育思想宗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培养社会中坚 所谓社会中坚，汤化龙认为，是那些“智识能力能独立各种社会之中自为活动者”。汤化龙之所以重视培养社会中坚，是因为他翻阅日本某杂志时，看到涩泽男爵视察中国后总结说：“中国有上流社会、下流社会，而无中流社会，最为可危。”由此引发了汤化龙的思考：“(一)吾国何以无中流社会。(二)彼所谓中流社会者若何。(三)无中流社会，何以最为可危。”他结合中国实际一一推求，最终得出结论：涩泽男爵所谓中流社会，实际上是指社会中坚，社会中坚“必非天然生产，其所恃以为造成之具者，将必一睢教育是赖”，中国之所以无中流社会，质而言之，是因为中国“但有上等官吏教育与下等人民教育，而绝无中等社会教育而已”。畅化龙认为，只有重视对青年的培养教育，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援引希腊独立、法兰西革新、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运动、美国新邦建设、日本明治维新等实例，指出这些国家的英雄，“皆当时翩翩之学子”，“故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 汤化龙身体力行，在湖北咨议局当议长时，“一定要在法政学校兼课；在北京任教育总长时，一定要在陆军大学讲国法学。虽然万忙，亦乐为之，藉以灌输学生的法律政治思想，而吸引学生接近他，这是他的特点”。他还支持湖北大专学生在北京成立旅京学会，殷切希望青年学子一扫过去不健康之积习，争当社会中坚，以为改革之基干。他在陆军大学亲自教授国法学及外交史，“恳恳如老儒，风雨不辍。学者服诵至今”。 (二)普及通俗教育 要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除了培养社会中坚以外，还要普及通俗教育，以提高国民智识，为实行宪政做准备。汤化龙尝言：“窃以为国家之演进，胥恃人民智德之健全，而人民智德之健全，端赖一国教育之普及，而考求教育普及之方法，学校以外，尤藉有社会教育，以补其不逮”。因为社会教育不仅范围广，而且影响极大，“举凡一国普通士庶之性情、道德、智能皆受熏育陶熔于此，而国家所以谋社会程度之增进，庶民智力之扩张，本固邦宁之上理者，亦即以此为之机括”。 汤化龙注意到，世界各国均在不遗余力地普及通俗教育。如日本关于通俗教育一项，其设备费用每年高达7.5万日元，其余英德各国更臻发达。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校教育不及东西方其他各国，“一般人民未尝学问毫无训育者，实居多数，其所需于通俗教育者自视他国为尤急”。何况中国现在“国基甫定，民习未纯”，“使非于此项教育积极提倡，不徒人民之德慧不开，社会将日趋于下”，因此，推广通俗教育“实为现今刻不容缓之图”。为推动通俗教育的普及，汤化龙呈请袁世凯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他关于通俗教育的主张，反映了立宪派希望广开民智，早日实现宪政的愿望。 二、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 马克斯·韦伯认为，旧时代因袭世传的习俗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但它还是企图将自己强加给新的时代。因此，“超越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折期。汤化龙对传统教育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抵制。 (一)对科举教育遗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