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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扶贫治理与制度安排的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也可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量度。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贫困就上升为急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从现有研究的趋势来看，有关扶贫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增长明显，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都给予了扶贫治理极大的关注和研究兴趣。白维军sup[/supsup1/supsup]/sup探讨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扶贫也存在着社会风险和挑战，需要对此做出相应的治理;吴高辉sup[/supsup2/supsup]/sup从微观的视角切入研究农村资源分配机制，力图展现国家治理逻辑在基层的反映;张怀英等sup[/supsup3/supsup]/sup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分析了跨界合作体制机制，推进贫困地区区域发展和扶贫攻坚;文丰安sup[/supsup4/supsup]/sup着重于扶贫治理的实践困境，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强调扶贫治理的制度创新;也有学者总结我国过去扶贫治理的成效及其经验，吴国宝sup[/supsup5/supsup]/sup就认为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而这种经验主要体现在扶贫制度上。有关扶贫治理研究产出了大量文献，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扶贫治理研究的相关文献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多，但是我们必须提及这一组文献，这与我们的研究主题也密切相关，即有关交易费用在扶贫治理过程中的影响和变化。殷浩栋等sup[/supsup6/supsup]/sup以公益扶贫项目的实例剖析了小型基础设施减贫功能，构建了交易费用分析框架，认为小型公益扶贫项目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生产生活的交易费用;邱爽sup[/supsup7/supsup]/sup也从交易费用的视角论述扶贫治理的制度运行以及扶贫面临的障碍，提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策略选择，以提高扶贫成效;陈前恒sup[/supsup8/supsup]/sup则强调行业扶贫中的交易费用问题，尤其是如何有效降低金融领域的交易费用，这就把交易费用研究推进到了具体行业;叶青和袁泉sup[/supsup9/supsup]/sup也把研究的对象放在了金融扶贫，讨论其创新实践及成效，认为建立风险担保基金制度，能够降低金融扶贫的交易费用。 然而，我们认为尽管学者采取交易费用的视角来研究扶贫治理是一种理性且能够得出有效结论的方法，却未能正确地理解交易费用概念，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是以政策研究为导向，而不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自然也就无法推导出科学的结论。明显地，现有研究对扶贫治理的探讨有一定缺陷。因此，提出如下的问题是理性的：为什么在社会中会存在扶贫治理的制度安排以及为什么是这种而不是其他制度安排？为什么扶贫治理的制度安排会发生转变？在这里，我们要尝试以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为重心，引入扶贫治理的分析，因为交易费用是社会的重要局限条件，扶贫治理是属于社会领域的重要议题，在其实际运作中存在着交易费用是毋庸置疑的，重视和深入调查扶贫治理的交易费用，能够提高我们对贫困现象和扶贫治理的解释力。 二、扶贫治理的性质 扶贫治理是基于贫困问题而采取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策略行为，是不断地根据贫困的性质、原因、资源和经济质量而相应地做出调整的治理过程，其目的是消除贫困带给社会的不良影响，推动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给予人们更好的机会，并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因此，界定贫困的性质尤为重要，因为这影响着扶贫治理的制度安排。在真实世界中，不能顾此失彼，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以便真正理解扶贫治理的性质。本文认为，扶贫治理的性质可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阐释：首先，扶贫治理是一种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组合和配置机制。要研究和解决贫困问题，需要贫困以外的资源嵌入，如果没有投入一定的资源，治理贫困的难度将显著增加。其次，扶贫治理是把有價值的资源纳入特定的组织形式有序推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对资源的使用赋予了资源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即使资源有着相当的价值，但是人们没有对其加以使用，资源的价值属性就无法体现出来。当然，无可否认，由于人们受到局限条件的制约，资源得不到善用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导致资源的租值消散。在扶贫治理的实践中，特定的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就成为了扶贫治理的制度基础，是扶贫成效的关键性因素。再次，扶贫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既然扶贫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就存在着交易费用，因为制度安排的设计和推进扶贫治理是需要付出费用的，这种费用可以阐释为交易费用。扶贫治理应当考量交易费用，如果扶贫治理的交易费用较大，对社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不良影响。一般而言，扶贫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倾向于降低交易费用的治理方式，只有选择较低的交易费用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扶贫成效，发挥应有作用。最后，在扶贫治理的实践中需要重视三种关系的治理：一是扶贫对象具有个体性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