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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体特征 打开文本图片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秦汉长期的大一统社会在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反复争夺中彻底崩塌。这样的环境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撞击，一方面，使少数民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汉民族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新鲜血液，增强了自己的活力。现实的危难与苦痛促使人们从精神上寻求自救解脱之道，佛教成了这个动荡时期人们信仰的首选，佛教的「救世说」「轮回说」成为深陷苦难之中人们的一丝亮光。南北朝时期，上至贵族王侯，下至普通百姓，信佛礼佛人数众多，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以迅速传播，逐渐融合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出现了「三教调和」的局面，佛教成为南北朝时期人们信奉的主要宗教。佛经通过石刻得以流布，北朝时期的造像、刻经活动尤其繁盛，以地域来看，现存山东境内的摩崖刻经保留了北朝时期摩崖刻经的整体面貌，为我们研究北朝摩崖刻经书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缣竹易销，金石难灭 一批士大夫知识渊博，思想活跃，敢于冲破两汉以来定「儒」于一尊的枷锁，接触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观念。思想活跃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书法如同学术思潮，那样空前活跃，空前错综复杂。书法完成了隶向楷过渡的实质性转变后，除保留着篆、隶、章草书法类型以外，还创造出一些新的书法艺术类型——魏书类型、行魏类型和隶楷类型。北朝摩崖刻经隶楷书以特有的面貌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所处的北朝后期，隶意已经脱尽，楷法相当成熟，有很多作品甚至与初唐楷书难以区分。中国古代美学中尤其推崇「境界」，而佛家也注重修养境界。摩崖刻经书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佛教徒特殊的审美意趣，简淡、平阔的书法风格，努力实现佛教徒心中圣洁的境界理想。 1.佛学东渐，刊刻经文 刻字于石，自古有之。先秦有《石鼓文》，汉代的《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等等，石经类有蔡邕主持刊刻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后来又有《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而佛教刻石最早要追溯到古印度的阿育王时代。无论是刊刻儒家经典还是佛教经典，都是为了宣传其文字内容。随着佛教传人中国，僧侣们大量翻译、传抄经卷。摩崖刻石、开窟造像等也逐渐流行起来。 在印刷术产生之前，石刻是一种最有优势传播经书的方式。东汉蔡邕主持刊刻的《熹平石经》，将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论语》《春秋》《鲁诗》《仪礼》《公羊传》《春秋》等刻石。《熹平石经》的刊刻为后世保存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北朝时期的僧人称刻在摩崖上的佛经为「石经」，可能是受《熹平石经》影响的结果。与纸质、木质载体相比，「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摩崖石刻更能流芳百世，将佛经刊刻于石料上，更符合刊刻者「字无飞灭」「永垂昭晰」的理想。北齐先后六个皇帝，都信佛教。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初年（五五O）「请稠禅师受菩萨戒」。孝昭帝高演为先帝写《一切经》十二藏，度僧尼三千余人。北齐的二十八年中，「皿家立寺四十三所，译经六人一十四部」。所以，北齐境内的刻经之举，正是北齐佛教兴盛的表征，泰峄山区涌动一场规模很大的「宣教」「护法」修积功德的运动，这便是以安道壹为首的信徒们刊凿的摩崖刻经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 2.石经流布，宣教护法 据已有考证，北朝晚期大规模刻经活动与北朝灭佛有直接的关系。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以全民为兵。太武帝下诏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服兵役。后来由于受到崔浩、寇谦之等人的劝说，开始信奉道教，进而发展到灭佛的地步。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太武帝下诏：「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以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一百多年以后，北周武帝立志以儒术治国，当时佛教兴盛，他认为出家人不从事生产、不纳税，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于是下令将寺院充作贵族宅院，烧毁佛教经典，百万僧尼还俗。佛教徒为了使佛教经典能长久存世，开始了大规模的刻经运动。齐鲁之地，儒学故里，佛教流布相对薄弱，亦非灭佛重镇，故成为佛教徒避难的场所。深山之中，便于匿藏，从而得以遍刻佛经于境内诸山。 清跨羲诞，妙若英繇 山东境内的北朝摩崖刻经，主要包括泰山、徂徕山、水牛山、葛山、峄山的刻经，刻经的书体特征与铁山、尖山和二洪顶刻经的书体高度相似。这些刻经的作者基本上也是僧人安道壹书丹，刻经大多是50-70cm见方的擘窠大字。在僧安道壹笔下，或应规入距，或任情恣肆，或清瘦出奇，或肥硕惊人，皆无所施而不可，总呈现出自然之美。通达无碍，谓之自在，《法华经》云：「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功」，正如《铁山刻经石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