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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类型与上市公司违规关系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摘 要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同时在美国发展成熟，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国家。2001年，证监会开始探索在我国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以期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此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2013年，中组部发布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的任职行为做出规范。2015年，教育部发文对高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企业的兼职行为做出限制。在这两纸“禁令”下，具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纷纷辞职，导致独立董事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进而可能会影响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能力。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违规视角，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中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2014年至2017年的违规数据为样本，分析政府官员型独立董事和高校学者型独立董事的不同监督功能，以及对上市公司因违规而受处罚程度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聘任政府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违规倾向，而聘任高校学者担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违规倾向更低。此外，政府官员型董事会降低上市公司因违规所受惩罚的力度，而高校学者型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违规处罚的影响不明显。这一研究有助于分析不同类型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种发挥的作用，增进人们对“18号文”与“11号文”的政策理解。 关键词：独立董事；政府官员型；高校学者型；上市公司违规 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美国，同时在美国发展成熟，并逐步推广到其他国家。2001年，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国证监会颁布实施《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1］，此后，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开始有法可依，并正式形成独立董事制度。在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大致可分为官员型和学者型两种类型。2013年10月，中组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 问题的意见》［2］（下文简称“18号文”），明令禁止现任和离退休的政府官员在企业兼职。在“18 号文”的要求下，教育部也在2015年11月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3］（下文简称“11号文”），要求对在高校担任副处级及其以上的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的情况进行清理。在这两纸“禁令”下，具有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纷纷辞职，导致整个独立董事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进而可能影响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能力。如今，“18 号文”和“11号文”已颁布逾5年，但这一政策实施之后，是否达到了政策设计的初衷，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是否有显著提升有待实证检验。 中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治理效果，不仅是实务界和监管机构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焦点，国内理论界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描述性文献。刘翌（2001）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界定了“独立董事”这一概念的内涵，将我国独立董事分为独立股东董事与独立非股东董事两类。在此基础上，他还论述了我国有关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以及对独立董事激励的制度建设［4］。杨卫平（2002）阐述了独立董事的含义，分析了其特点，并论述了这一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5］。陈冬元，孙娟莹，谭庆华（2002）介绍了独立董事的概念以及由来，在欧美国家的发展以及在中国的实践，并基于此指出了中国在实施独立董事制度时应当注意的问题［6］。李薇薇（2003）介绍了我国独立董事的人员选择及其选举表决制度、独立董事的职权、激励与约束［7］。 之后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效果。高明华和马守莉（2002）从经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独立董事制度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解决措施［8］。娄权（2004）选取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检验独立董事与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关系，研究指出独立董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盈余稳健性［9］。唐清泉、罗党论、张学勤（2005）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来自不同行业的独立董事和公司业绩的关系［10］。唐清泉、罗党论、王莉（2005）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检验在公司的关联交易中，独立董事能否抑制大股东［11］。王跃堂、朱林、陈世敏（2008）采用实证研究的范式，研究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独立性的方法能否解决股权制衡存在的问题［12］。周泽将和刘中燕（2016）从本地任职的角度考察了独立董事本地任职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13］。周泽将，马静和耿玥（2017）从独立董事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的地域效应［14］。 现有针对“18号文”和“11号文”导致独立董事群体结构发生变化的研究，唐雪松和林雁（2016）研究了上市公司董事的政治关联等级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以及该关系受到的董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