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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文化在“三言二拍”中的存在 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的序中写道：“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由此我们看出，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或不存在于前世或不发生于当时。 三言二拍涉及当时社会的生活面极广，侠文化并不是一个界限明确的概念，只是在历代文人作品与生活中逐渐抽离出来的一个内涵很广的说法，它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可以通过与儒释道各种文化结合影响人们的文化心理，并且通过这种结合成为了中国文人人格精神中的重要因素，而反应到小说作品中，在非武侠小说题材中出现的侠，我们就可以凭他推测作者的思想意识，然后分析其出现的原因从而了解社会生活，本文力求通过作品中的侠文化，探析市民社会的形态和发展。 侠的存在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但其精神内核有始终的一致性，“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定性之词，提出后便成为后代侠的归依。后代涉及侠的诗文无论如何的不同，都离不开这个精神内核。所以我们回到三言二拍，其中涉及到侠的篇章并不多，但受侠义精神影响的作品并不少，以下就通过一些分析来看三言二拍创作时代的侠文化与社会生活之关系。 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是侠在最初的存在形式，游侠的行为与武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义在侠文化中占有更高的地位。 同时我们看到随着侠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侠赋予侠更多的本领与更重要的地位。侠背负着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和不平社会现实下的正义之气。当身负一身本领的侠遇到不平时，总是能挺身而出。元稹的《侠客行》说：“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到了三言二拍中，侠客遇不平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渐已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打斗场面以及炫技的情节。《喻世明言》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了一系列的侠盗。小说由宋四公赠遭打乞丐银两、偷盗吝啬鬼财主“禁魂张”开篇， 在小说开始突出表现了宋四公高超娴熟的偷盗技术。接下来引出赵正， 先写他们俩之间的技术较量，表现出赵正更高的技能， 继而又引出侯兴、王秀， 多次较量的叙述层层推进地展现出赵正在偷盗术上较之他人高人一筹。 《喻世明言》卷十九《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写杨谦之赴贵州任安庄县令的途中遇到一名侠僧不仅自身法术高强， 又推荐自己的侄女李氏帮助杨谦之顺利赴任， 并助其得到许多金银财产、任满归朝。以上所举是武在侠士中作用的变化，由行义一变而为吸引人的眼球。晚明时期，商业发展，作为个体的人个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倾尽其力，所以对英雄形象的依赖感降低，反应到作品中就是对侠客没有了那么强的期待。 《醒世恒言》卷十六《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写郑信发迹变泰之前穷困潦倒， 被张员外收留做宅中主管。因泼皮夏扯驴屡次诈骗张员外， 郑信便在与他比试的时候将他打得登时身死， 为东京除了一害。且又敢作敢当， 避免连累他人将事情揽于一身， 果是受滴水之恩而以涌泉相报。发迹之后， 郑信先派差官送礼于张员外， 并将女儿嫁于张员外的儿子为妻， 临走之时赠遗亦颇丰厚， 后又专门到汴京与张员外相会， 可以说是时刻未曾忘记酬报当时收留之恩。 虽然侠的形式有一定弱化，但有侠的内核义越来越强。一个文化含义本就应该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得能包容更多东西。侠经过最初的含混，后越来越精确的指向江湖上武艺高超久负盛名的侠客，到了晚明，终于侠的概念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章太炎说：“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这是章太炎先生从社会规范化方面提出的概念，但我们也可以将它带入到晚明时期侠的精神内核方面，只要是秉义之人，都可谓之侠。 《警世通言》有一些宣扬义气的作品，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强调临财不苟得，《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突出无私助他人，另如《桂员外途穷忏悔》，从反面批判了忘恩负义的行为，都反映了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 除了当时社会现实的反应外，两位编者的思想也决定着三言二拍中侠文化的存在形态。冯梦龙和凌濛初都强调救世。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由此看出编者的用心，以武行侠虽快人心，但是无法达到教化人民的目的，所以冯梦龙、凌濛初并不借助侠去宣扬自己的理想。故此，三言二拍中涉及侠的部分会与往时不同，这也是由时代特点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