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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1 商业银行改革动态优论文 【摘要】以政府垄断型供给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变迁过程中，当直接控制国有银行的成本迅速上升时，政府效用函数将发生结构性优化，即从租金偏好向效率偏好转移。文章通过对国有银行改革的政府效用函数阶段性特征的分析，试图建立一个“二元结构两阶段”的政府效用函数模型，从而剖析我国国有银行改革的制度逻辑。 政府在推进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之中，均以其包含多元化目标的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为基本准则，在“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内，通过比较国有银行改革的预期成本(特别是政治成本)与预期收益，只有当改革的净收益为正时，政府才会实施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创新。由于制度环境的变迁，政府效用函数在租金偏好(或稳定偏好)和效率偏好之间动态调整，从而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向前发展。 一、“国家悖论”与扩展的政府效用函数约束模型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与“国家悖论” 关于国家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契约理论与掠夺(剥削)理论.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由国家来实施、组织各种契约可产生规模效应。掠夺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掠夺性的国家将界定一套差别性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无视它对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派在基本承认国家契约论和国家掠夺论的同时，认为契约论和掠夺论具有片面性。因此，诺斯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型国家；如果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不平等分配，便产生掠夺性国家或剥削性的国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认为，国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具有福利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倾向，其国家模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诺斯，1994)：第一，国家为获取收入，以一组——我们称之为保护——与公正作交换，提供这些服务存在规模经济。第二，国家象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那样活动，为使国家收入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第三，由于总是存在能提供同样服务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受制于其选民的机会成本，因而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 因此，国家目标可分为两个：一是界定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标的框架下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使国家的税收最大化。从本质上讲，国家上述两个目标是冲突的，第二个目标包含一套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标是企图确立一套歧视性的规则以保证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将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新制度学派基于上述对国家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提出了“国家悖论”：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规模经济效应)；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会对私人产权产生限制和侵害，造成产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退。 (二)政府效用函数约束导向的一个扩展模型 1.政府效用函数的逆向约束。诺斯基于其简单静态国家模型提出了关于统治者的两种约束(诺斯，1994)：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两者通常造成无效率的产权。在竞争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实力的选民。如果候选统治者集团的财富或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时，那么统治者就会受到威胁，因而统治者就会同意一个有利于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有效率的产权也许会导致国家的高收入，但与那些无效率的产权相比，由于交易费用(监督、检测、和课征赋税)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这两种约束结合起来就可以解释无效率产权的扩展。在这里政府效用函数由于竞争替代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产生租金最大化导向(逆经济效率倾斜)，本文称之为政府效用函数的逆向约束。 2.政府效用函数的正向约束——一个双向扩展模型。黄少安(1999)指出，事实上租金最大化和效率产权体制这两个目的基本上是统一的，因为在国家这个“经济人”的成本一收益核算范围之内，两者都是他所追求的，只不过一个是直接利益，一个是间接利益，作为经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停留在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从而使垄断程度停留在某个边际上。从长远角度来看，有效率的产权体制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增长(故有效率的产权是政府效用函数的一个长期变量)，但从短期角度看会减少统治者集团的租金，这就会存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之间的冲突。由于统治者的制度偏好、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利益集团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