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表象：最后一章第塔拉斯蒂四十年符号学生涯回顾.docx

符号学能被组织吗？我的四十年符号学生涯回顾 作者：埃罗·塔拉斯蒂 翻译：颜小芳 [作者简介] 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1948—），男，芬兰人，赫尔辛基大学教授，音乐家，钢琴家，小说家，符号学家，国际符号学会（IASS）与国际符号学研究所（ISI）名誉主席。研究方向为：存在符号学、音乐符号学。 [译者简介]颜小芳，女，湖南永州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赫尔辛基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符号学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学批评与影视文化研究 一 引论 学科发展日趋制度化，学科发展的所有方面，如阶段性、转向、变化、稳定性，都渗透了这一特征。故而任何描绘符号学家生活的努力，都只能从某个主观视角进行；一切都取决于在国际化符号学运动中采取何种视角何种立场进行观察。因此，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从一开始就将符号学看成是一项伟大的智力挑战——和冒险。符号学行政从来都不是一项轻松事业；如何能管理、掌握、控制那些预先就懂得如何操作或指导一般人的人呢？他们是这些领域的正宗专家。然而，科学也总是包括团体与互动在内的社会事业。它不只是脑力活动，它并不意味人要被关进修道院去撰写关于世界的编年史，就像歌剧《鲍里斯·古多诺夫》第一幕中的修道士毕缅（monk Pimen）那样。 也有一些学者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组织和管理事情。格雷马斯曾经告诉我，说我的例子比较罕见，因为我在组织和发表学术这两方面都很活跃。对于一个卷入行政的教授而言，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也是危险的。几乎所有我认识的且转向行政的同事，都已经使用了另一种身份。他们几乎不跟先前的同事打招呼，他们将自身认同于那些如今充斥在大学董事会里的政客、行政官以及商人。基于我本人乃欧洲联盟教授的经历，所以我猜想其他地方在此领域也同样如此。通常这些同事被雇用去做那些认知力就科学本身而言已缩减的组织和行政事务，他们想通过统治他人来彰显自身的能力，而那会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即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很重要的活动。这是实际上很久以前美国哲学家乔西亚·罗伊斯就预见过的很普遍的现象，当时他提出一个论点，即在三个人A、B、C中，最重要的人是B，而 B‘仅仅’起到在A与C中进行协调、传达、管理的作用。不过，按照查尔斯·傅利叶的观点，组织活动也许是人类心灵的一种情感；如果有人天生如此，那么它就是人性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特征。不管怎样，我在这里想告诉你我的“故事”以及总结我生命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在组织符号学方面的经验。我带领过IASS（国际符号学协会简称），伊玛特拉的ISI（国际符号学研究所），以及正在主持一项由音乐表意和芬兰符号学社会这两个组织机构领衔的拥有600多人的国际研究项目。 二 初遇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以及巴黎 事实上，一切都开始得很早。当我22岁时我恰好读到一本薄薄的书，作者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书名为《阿斯迪瓦尔的神话》，用瑞典语翻译过来的。突然间一个崭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这是为我准备的。我之前研习哲学和音乐，服完兵役之后，我开始学习社会科学；在1968年前后，它们在年轻知识分子之间风靡一时。列维-斯特劳斯为我打开了通向符号学的窗口，不过那时候符号学被称之为结构主义。 然而，我不久注意到在我周围根本没有符号学。如果我计划写、说或者出版一些关于符号学的东西，首要任务就是创造一个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的周围团体。于是在赫尔辛基大学形成了一个阅读圈子或者说是以社会学、哲学和艺术专业的青年学生成立的学习小组。一开始大家称呼它为“结构主义小组”。通常几乎每周都会在我家聚会。我们阅读翻译成瑞典语的艰深的法语和意大利原文本，例如翁贝托·艾柯的《缺席的结构》等等。那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很积极参加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生运动；对这些成员而言，结构主义显得与那种倾向于更加“现代”方法的智力分析类型格格不入。到目前为止，这种被认为不太适合学术话语的现象已经被结构主义方法所接受，如同罗兰·巴特通过他对现代神话的研究所展现的那样。另一方面，高雅文化现象例如瓦格纳、歌德等等，也对社会科学的学生开放。总之一个迷人的新世界对北部地区的年轻心灵敞开了大门。 然而，我看见的第一个有组织的符号学教学是在巴黎，我到那在A.J.格雷马斯的指导下做博士研究。作为一名立陶宛人，他愿意接受我加入他那闻名的研讨课，通常那儿聚集了100—200名符号学的学生，特别是来自意大利和拉美地区的。来自北欧国家的只有几位，代表丹麦的学生和我。研讨课是整个未来巴黎学派的常规基础课。他们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一般来这见识和谈论符号学理论的老师和学者。在我看来，那是理想的符号学家们的团体。 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完全边缘化了，我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位参加者成为朋友，并且不久我还发现几乎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我决定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