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颜小芳修改）.docx

“直言”与“理想自我”的建构 ——存在符号学视阈下福柯晚期主体性思想批判研究 颜小芳 （广西，南宁，530001） 摘要：与早期对主体的理性而冷峻的批判相比，福柯临终前的讲课，因为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反而流露出对生命的深情眷念和赞颂。与权力相比，生命与自我，才是福柯最关心的问题。福柯回顾自己一生，想要追根溯源，看看早期的欧洲人如何生活，故而他回到了苏格拉底，打捞出几乎快在欧洲思想史中销声匿迹的“犬儒主义”，来给自己一生做总结。福柯从“直言”入手，提出了“说真话”的伦理向度，以此为契机，挖掘欧洲被埋没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生命美学”的主张，为“理想自我”的建构注入新的生命内涵，给世人留下了除思想遗产之外，极其珍贵的生命信仰、生活希望。 关键词：直言 福柯 生命美学 理想自我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艺术符号学的本土化与自主创新研究”(18BZX143)； 作者简介：颜小芳，1982年出生，女，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赫尔辛基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影视文学、文艺学 引言： 1970年4月12日，福柯担任法兰西学院哲学思想史教席，直到1984年6月，他因艾滋病去世，除去休假的1977年，福柯在十三年间，一共讲授了十三门新课；其中最后一门课的内容《说真话的勇气》于2009年整理出版，2011年英文版出版，2016年中文版由钱翰、陈晓径首次翻译出版。正如格罗所说，“1984年的冬天，福柯的生命似乎都打上了苦行禁欲的烙印，而彼时的他也正在描述犬儒者的苦行生活。”[1]284 这已非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生命的诉求。辞世前三个月，福柯在学院中公开说的最后的话是：“太晚了。那么，谢谢。”[1]280连同他未完成的研究课题，这句“遗言”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阐释空间。在最后这门课中，福柯依然延续了早期思考与研究问题的方法，但较明显的是，与早期对主体的理性而冷峻的批判相比，福柯临终前的讲课，因为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反而流露出对生命的深情眷念和赞颂。与权力相比，生命与自我，才是福柯最关心的问题。福柯回顾自己一生，想要追根溯源，看看早期的欧洲人如何生活，故而他回到了苏格拉底，打捞出几乎快在欧洲思想史中销声匿迹的“犬儒主义”，来给自己一生做总结。福柯从“言”入手，提出了“说真话”的伦理向度，以此为契机，挖掘欧洲被埋没的实践哲学传统，提出“生命美学”的主张，为“理想自我”的建构注入新的生命内涵。 一、从被动形成到主动建构——主体建构的理论背景： 福柯在最后一次课程中探讨的问题，其出发点是“一个位于整个西方哲学中心、古老而传统的问题”，“即主体和真相之间的关系问题”。[1]5主体为什么要探究真相，这与福柯晚年探索建构主体的思想一致，福柯自己说，自己在前一年，例如，在《主体解释学》乃至之前，就已开始了这样的研究，所以，这是福柯主体理论的发展，或者超越。福柯早年，一直都在批判主体；这个批判使其理论鲜活、锐利，但却无法让人心安、慰藉，福柯老是提到忏悔者与神甫，他可能需要一个理论，来安放被批判和解构之后，那个已疲惫不堪、破碎凋零的自我。 福柯早期思想的关键词主要是：主体与权力——“我所研究的，毋宁说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2]222-223他通过知识考古的方式，提出历史上主体形成的三种方式，分别是：一、通过区隔（权力区隔）形成主体。例如福柯早期代表作《疯癫与文明》通过追问疯子的主体是如何形成的来考察欧洲特有理性文明的特征，那就是：把疯子排斥、隔离出去，导致疯子主体的形成；在此基础上形成正常人的主体。与“疯子”类似的是在《规训与惩罚》里，犯人的主体也是通过隔离而成；正常人、理性社会修建了监狱，将犯人排斥出去，从而建构了犯人主体。符号学的“文化标出性”理论认为，社会总由二元结构形成；所谓主体与非主体，在同一个系统中，通过颉颃、对抗的方式，划分出正项、异项，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身份认同，以维持系统的稳定。因而主体与非主体身份、地位不同，但并无本质区别。身份是能指划分所指的结果，其本质是符号对真实生存的替代。第二种主体形成的方式，福柯认为是人文学科知识区分的结果。这点特别符合符号学对人的定义：人是符号的动物；主体是知识建构的产物。人是话语建构的主体。福柯描述的这些，都是现代欧洲、尤其是十六世纪以来的欧洲出现的现象。 很显然，福柯对权力和知识话语体系中主体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他热切渴望一个理想自我的存在，但这必须在现代文明之外去寻找，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古希腊，那个“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的时代。福柯在生命的最后四年转向古代从而探讨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的主体模式建构方式。他发现欧洲人在古代没有现代人文学科的知识机构，其建构主体的方式乃通过自身建构自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