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docx

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 回顾历史，从中古时期到近现代，各朝历代都尤其重视“信息”和“言路”。而“言路”的畅通和闭塞也体现出了一个时代的开放程度和制度建设的进步和闭塞。“言路”一词在南宋的《后汉书·来历传》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 ，最早在西汉时期，就有贾山写《至言》向汉文帝谏言阐述广开言路的道理。 “广开言路”也成了许多朝代为了破除壅蔽，防止皇帝偏信某些谗言而导致一些决策失误。因此后世，历代也用“广开言路”来劝诫各级政府机构采纳不同角度和阶层的信息。 在古代“信息”的传递不像今天互联网时代“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那时候信息是要靠人来传播的。最早出现在一句诗中：“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信息”一词便意味着：音讯和消息。而“言路”便是“信息”的传播途径。如果言路畅通信息便传递畅通，言路闭塞也会使信息传递受阻，从而也反映了制度的不足和匮乏。 对于皇帝来讲要了解信息，主要从各级官员的上报内容知其中资讯。但是如果制度的不完备，信息在流通的过程中被中断或者被阻塞、被更改，那么对于皇帝来讲收集到的信息就无法帮助其做决策，跟为严重的是错误的决策可能影响社稷的稳固。因而“言路”就变得极为重要，言路的渠道多样性也尤其重要。 那么宋朝时期对于“言路”的建设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对于制度建设有何意义呢？我们来探究关于宋朝言路的通塞和其制度文化的关系。 为何说宋朝时期政治开放，“言路之广”达到了中国历史鼎盛的状态？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宋朝”时期的“信息传递”较为通畅，多与宋朝皇帝广泛听取意见，耳目畅通有关。而宋朝皇帝相比历代皇帝更具有慈悲心，也更重视文化和人权，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宋代贯彻实施了“不杀士大夫以及上书言事者”的政策，群臣可以在朝堂山和皇帝当面讨论问题，允许争辩存在，当时就有包拯在宋仁宗面前当朝辩论，把唾沫星子都见到了仁宗脸上的记载。 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当时“人文精神”和“广开言路”进步的体现。 回顾宋朝之前的历史，即便有“虚心纳谏”的明君存在，也不会坐视臣子的冒犯，古代皇帝就是“天子”任何人都不能冒犯，而宋仁宗时期进谏的臣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对皇帝“吵架”的行为也在历史上很少出现，而且没有被定罪，这也体现了当时制度的进步。反观后来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及清朝一些皇帝对进谏大臣的诛杀也表明了并不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向前推进，人文主义就可以自动向前进步的。 因此，制度的进步，制定制度人“开明”开会允许“广开言路”才会使信息传递不受阻碍。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宋朝却实是历史上最为“广开言路”的时期。 宋朝为何要广开“言路”，对制度的建设有何意义？ 由于宋朝之前的五代时期因为“藐视”文人，社会动荡不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宋太祖赵匡胤当政开始重视人才的问题，纠正了这种偏差，提出“士大夫上书言事者不杀”还下令兴办儒学，文化、教育、科学均有所发展。宋朝文人的地位得以提升。 在这一制度为“纲纪”的指导下，宋朝时期的的皇帝能深刻意识到给朝廷上书言事的人都是给皇帝提意见的人，这类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益处的，杀害了他们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患。这也是宋朝政治制度的进步之处。宋朝虽然在国土面积上较为狭小，但是在政治统治的纵深上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宋朝人在赞颂当时的集权政治成就时，也称道“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这充分体现了宋朝朝廷对于实际权力的把握和对于地方官员的督覈以及对于民间动态的掌控，而这些都是围绕着对“信息”的掌控而展开的。而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由下及上和由上及下，而我们所讲的“广开言路”主要是指由下而上的渠道通路。是指官员信息的向上传递。 为此宋朝在唐朝谏官制度的基础上，与门下省“设立谏院”，作用是对不法行为和政府部门的的措施提出“正谏”。除此之外，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监察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形成了多元的严密的监察体制，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地方官员和百姓都要遵循。这种严密的检查体制在当时不仅有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也是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如何理解宋朝时期的信息通塞对“言路”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意义？ “言路”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对当时的政治有一定的剔除雍弊作用。 在古代的文献中常见对于谏官们的记载，宋朝有“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一说。好谏纳言被认为是政治开明的折射，其背后是为了防范政治雍弊，不仅是体现在对防范基层信息收集的闭塞和滞后，也是对高层官僚滥权阻塞信息的上报的防止。宋朝对政治上的防范雍弊做足了工夫。 宋朝的文人们也认识到“言路之通塞，系乎人才之消长”的重要性。由此不仅皇帝到重臣均践行“广开言路”。因此时期相对来讲政治上比较开明，因而“大臣总之，给舍正之，台谏察内，监司察外”的这种纲纪。在民意的把握上，政策的制定上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