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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华莱士与人类演化 打开文本图片集 王士元，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197s年在加州伯克利创办Journal ofChinese Linguistics 并任主编至今。曾获选国际中国语言学会（l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首任会长。他的著作曾以汉语、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及日语出版。他由衷服膺跨学科研究，曾与人类学家、计算机科学 家、遗传学家、数学家及心理学家合作发表影响深远的论文。他的研究兴趣是语言及大脑，以及这两者在人类演化史上及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华莱士之惑： 19世纪中叶，英国人类学家华莱士（Wallace）在东南亚进行田野工作时，不幸感染疟疾，他发烧得很厉害，只能在床上养病。卧床期间他突然灵机一动，很兴奋的提笔给一位权威达尔文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里叙述了自己突如其来的一个想法，请这位前辈给予一些点评，并希望他介绍一个会对此理论有兴趣的学报，让这个想法可以公诸于世。 可是達尔文收到这封信后却非常震惊，一时间觉得进退两难。这是因为他在这个理论上已经下了几十年的工夫，只是一直还没有公开出来。于是他立刻请教了几位很熟悉他的研究的师长朋友，请他们替自己出个主意。一方面，他当然不愿意演化论这个伟大的假设让别人抢先发表了，可是另一方面，华莱士既然给自己来信了，他当然也不能置之不理。后来，英国的一些资深学者就建议了一个比较公平的方案，在1858年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的年会里，请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日发表他们的研究。所以现在一般说达尔文和华莱士是演化论的共同发现者（co-discoverers）。这一则既属巧合又彼此谦让的轶事，在生命科学史上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一段佳话。 可是这方面还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知道的人比较少，那就是在人类大脑与语言的演化上，达尔文与华莱士的立场有着非常根本的差别。华莱士的看法是，人群与人群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有的群体住在大城市里，生活中不乏种种先进的科技与工具，而有些小群体却一辈子生活在沙漠或丛林里，只能靠狩猎采集为生。然而这些小群体的人，他们的大脑及语言仍远远超过基本的生活所需，因此他们的大脑和语言不可能是演化出来的，华莱士在他1869年的文章里是这么说的： “同样的论证也适用于探讨人类语言的结构和心智器官上，因为语言的能力对最低等的野蛮人来说并无实质的功效；如果该能力没有用，那么发出语言必备的神经和肌肉的细致安排，就不可能是经由自然选择而发展协调出来的。这种观点可以由以下事实获得证实，即在词汇最不丰富的最低等的野蛮人身上，他们能够发出几种不同的声音、并将这些声音做千变万化的应用的能力，却完全不亚于高等的人种。因此早在那些人有此需要之前，某一种工具就已经预先被发展出来了。 当华莱士向达尔文表达这个看法时，达尔文非常激动的回了他一封信说： “和你意见相左令我很遗憾，这真让我觉得可怕，也使我时常对自己不信任。我觉得我俩大概永远无法好好彼此理解了。” 达尔文当然非常不同意华莱士的看法，因为通过数十年刻苦的研究，他相信生物界里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演化的结果。 前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两本与这个课题相关的书，一本是M.Tomasello的A Natural History of Human Thinking，另一本是D.Bickerton的More than Nature Needs。Bickerton的书名就是说，竞争的演化能力有个上限，过了这个上限就是多余的，是大自然不需要的。而他书里第一章的标题正是：“华莱士之惑”。他在书里的第一页就点明了这个疑惑： “自然选择所赋予野蛮人的大脑，应该只会比猿类的大脑稍微高级一点，然而实际上他们拥有的大脑，却几乎不亚于我们文明社会里一般人的大脑。” 在同年的Science学报里，S.Levinson写了一篇书评，把这两本书一并评论，书评的标题叫“语言与华莱士之惑”。他在结论里说的几句话我觉得很到点： “奇怪的是，这两本书都没有认真地看待来自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古DNA的新数据。声带的发展、呼吸的控制、快速配对的输入与输出…都可以在考古遗迹中发现端倪。虽然对这些证据还存有怀疑，但我们的发声技巧很可能比两位作者所想的都更早就演化出来了，而这些技巧或许在所有其他发展上都起着因果关系的作用。” 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如果要彻底地了解语言与大脑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从很多不同学科里寻找相关的线索。Levinson提出了古代生物学、考古学及古DNA，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语言学、认知神经学及现代人的DNA，也都有必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