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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与诗的大学论文 德里达如何解构诗与哲学之争 摘 要：诗与哲学之争是一个带有古典色彩的思想话题，但在后现代文化逐渐成为事实的今天，在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任何宏大的问题都有从底基坍塌的危险。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不再直接回答“诗与哲学”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运用解构的策略，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白色文学”等角度来解构和消解这一问题的存在，从而为重新思考这问题开辟了全新的道路。 关键词：德里达 解构 诗与哲学之争 一、诗哲之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 诗与之争在后结构文化语境中，遭遇到了新的挑战。这一次将不再是和平的调解，而是暴风骤雨般的攻击。真正让诗与哲学之间的争执获得彻底消解的力量，来自解构主义。解构主义者用拆除文学和哲学体制壁垒的办法来达到颠覆和消解的目的。而这挑战的力量，主要来自影响整个后结构思潮发展的重要思想家：德里达。 德里达对“诗与哲学”的态度，源于他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挑战： 形而上学的历史，尽管千差万别，不仅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包括莱布尼兹，而且超出这些明显限度，自前苏格拉底到海德格尔，始终认定一般的真理源于逻各斯。[1] 形而上学是一个全盘性的巨大西方传统。德里达将之命名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德里达看来，这样一种哲学方式和思维方式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所思所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陷入到这种形而上学的操纵中，对任何偶然性都不以为然，心安理得地依赖于某些成规、定论、公理。 在德里达看来唯有“解构”才能使我们在这种恐怖的形而上学氛围里摆脱形而上学的控制力量和渗透力量。“解构”首先是一种质疑任何权威之正当性的行动，为了解构，我们必须得质问： 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权威与公认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没有无记忆的解构，……那些如今起着规范作用的、具有直协调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都有其来历。而解构的责任首先正是尽可能地去重建这种霸权的谱系：它从哪里来的，而为什么是它获得了今日的霸权地位?[2] 于是，德里达要在文字与哲学的对抗、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中彻底摆脱来自形而上学的影响。德里达选择把语言问题作为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靶子，就在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的重要表现就是：以言语为中心，用口说的话言语来压制书写的话文字。因而，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就是以言语为中心，用言语来压制文字的历史。而“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就是一种“言语中心主义”。[3] 德里达认为，正是以“言语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成了西方传统的思维习惯，也造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现象与本质、真实与虚假、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等对立的二元，并在这对立的二元中，又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而贬斥矛盾性、差异性、不确定性。 在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高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4] 这样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西方的思想者在对待上述对立关系时，总是会认为两者是一种从属的等级关系，前一项总是先于、优于并支配后一项，因而前者是首位的、本质、中心的、本源的;而后一项则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 把“诗与哲学”对立起来，一直就是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之一。哲学被认为可以认知世界和传达真理，而诗则因为其虚构、隐喻的特质，而无法传达真理、认识世界。这样一来，哲学优于诗，哲学占据中心，诗则处在边缘。在德里达看来，这一对立就是以哲学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 二、哲学是白色的文学 德里达对“诗与哲学之争”的解构是通过论证哲学中存在“隐喻”[5]来完成的。在传统观念中，哲学作为一种智慧之学是对真实世界，即真理的传达。它追求清晰的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模式，因而不应包含修辞或隐喻这些诗中才有的特质。即使它们在哲学中少量存在，也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如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一些对神话的引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话语应是非隐喻的，它应该直接呈现事物;相反，只有诗的话语才是隐喻的，诗不能显示真理，只能使形象变得鲜明生动。 德里达对这一观念进行了解构。他力图揭示哲学话语的诗性文学性，并集中探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哲学和文学一样也是一种文字书写，也受制于原型文字的分延逻辑;其二是哲学和文学一样也是一种施行言述，也受制于语境和惯例逻辑;其三是哲学和文学一样也一种修辞性话语，也受制于原型文学的隐喻逻辑。[6] 在德里达看来，原始的语言必然是诗意的、隐喻性的，“史诗或抒情诗，故事或歌曲，原始的语言必然是诗意的东西，诗，文学的最早样式，本质上具有隐喻性”。[7]而哲学作为一种语言，最初也是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