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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特征与意义论文 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特征与意义全文如下： 口述史料是由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经过、影响等情况进行口述，由收集者将口述内容以文字、声像等形式进行记录整理之后所形成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内容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但是对于丰富历史记录的内容、弥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四川是鸦片种植的集中地，鸦片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当然对社会毒害也最深。面对这一现实，当时四川省政府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进行禁烟，却收效甚微。据此推断，问题应该出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就是当时的政府官员是怎样办理禁烟事项而导致成效甚微的。目前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我们很难找到，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曾经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中刊登了一些曾经亲历过禁烟运动的人员讲述当时禁烟详情的文章。透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我们得以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实，总结烟土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为做好当前禁毒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1 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特点 1来源可靠，真实可信。《苦忆四川烟祸》的讲述者谢藻生，当时的职务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贺国光的秘书;《解放前荥经烟祸略忆》的讲述者为陈耀伦，时为民国时期川军二十四军少将副官;《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的讲述者周介眉，时任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该公司系四川军政要人潘文华之弟潘昌猷创办;《芦山铲烟亲历记》的讲述者杨若瑜，时被刘文辉委任芦山县县长。从身份上来看，这些讲述者具有很明显的代表性，所有讲述者均亲历了民国时期四川的烟祸时代，有的是执行禁烟活动的领导者，有的作为商人直接参与了烟土的买卖，也有的作为军阀间接谋取到了烟利。因此，这些史料的来源应是可靠的。而且，抛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于当时历史现实的揭露都是一致的，他们所讲述的事件内容也应该都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尤其是陈耀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四川省文史馆任馆员，更加清楚口述史料形成的真实性要求。 2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由于官方文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内容的表达官腔较重、言简意赅，文件的格式统一规范，表达的方式以议论、说明为主，记叙的部分很少，除非是想通过某一具体事件说明一定问题的时候会使用记叙，因此在利用这些文件进行史料研究时会给阅读者造成较强的严肃感。而口述史料则不同，它的形成者为单独的个体，不代表政府单位发言，不需要注重用词上的字斟句酌，也不要求句式表达的严谨性，在语言的表达上带有极强的随意性，讲述者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主要以记叙的表达方式将曾经发生的事情讲述清楚，而且其间可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虽然口述史料的收集者将这些口述记录公开时要进行加工整理，但也基本是口述者原话的公开，比如周介眉在《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中提到：二十一军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虎成当科长，他同帮会打成一伙，就在军事机关里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走私运到上海卖了，买回枪弹来杀害人民[1].可以看出，与官方文件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一览无余。 3内容丰富，形象立体。由于鸦片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各方军阀以鸦片收入作为主要财源，被称为军队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禁烟的过程中，对于政府的禁烟文件，很多官员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实际上呢?在下乡监督铲烟的过程中，按照杨若瑜所讲：我坐在客厅里，由几个像样的士绅陪着，闲谈一些地方风景人物。我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关怀民情的样子，连乡公所的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这样鬼混了半天，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究竟该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我连问都不敢问。明知遍地是烟，根本一株也没有铲[2]175.同时，各乡表面唯命是从，实则极力采用迂回战术，采取盛情款待、大送礼金之手段，然后求得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的结果。尤其在铲烟的过程中，各种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丑态可谓展示得淋漓尽致。举例来说，铲烟，应是把烟苗铲死，阻止其再生长。但是鉴于利益的诱惑，各乡乡长是肯定不舍得铲的，命铲烟者轻轻地把烟苗旁边的土翻动了一下，有的把烟苗连土一起铲起让它倾斜在地里[2]179,因为这样做，等到巡督走后，他们可以把离土的烟苗扶正，烟苗又可以继续生长了。从口述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幅幅可笑的画面，透视出那些人唯烟是图的嘴脸。 2 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作用 1为揭露当时政府的禁烟实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复原历史的角度来看，口述史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档案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政治活动，所以与档案信息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记录历史的幅面较为广阔，能够将诸多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说的社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