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需要反垄断 从镀金时代到数字时代.docx

PAGE 1 为何需要反垄断 从镀金时代到数字时代 1911年，当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为34家地区性石油公司时，约翰·洛克菲勒就明确表示：“反垄断终将会被人们所淡忘。”时至今日，沉寂已久的反垄断浪潮终于重新兴起，欧盟、美国、中国这三大主要经济体几乎同步针对互联网科技巨头展开反垄断调查，绝对是偶然中的必然事件。回望一个世纪前美国镀金时代的反托拉斯浪潮，或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这股科技巨头反垄断浪潮的历史逻辑性和现实必然性。  镀金时代的反托拉斯浪潮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一方面，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从后进农业国跃居为第一工业国；另一方面，众多著名的企业托拉斯和大财阀在此期间崛起，它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了石油、铁路、钢铁、煤、肉类，甚至包括糖、威士忌和烟草等各个行业的产品。巨大的财富造就了一个新贵阶层，但在光鲜外表下，市场垄断、贫富分化、劳资冲突加剧等各种社会问题丛生。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就曾辛辣讽刺美国当时政治腐败、投机盛行以及崇尚粗鄙的实利主义的社会状况。 “镀金时代”的普通美国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和沮丧，深陷迷茫和困惑，对新的寡头统治尤其感到恐惧。这些大企业通常权倾朝野，甚至相互抱团成为卡特尔、托拉斯，通过限制竞争，控制市场，不择手段地排挤和打击竞争者，对工人则进行残酷的压榨，对公众进行各种无耻的欺骗。1888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在国会致辞时曾这样评价大型企业：当我们将目光投向资本汇聚在一起的成果时，我们看到的是托拉斯、联合经营和垄断，而公民要么在遥远的后方挣扎，要么被资本的铁蹄所戕害。公司原本应该是受到精心限制的法律产物和人民的仆人，但是它们现在正迅速演变为人民的主人。 企业寡头不仅伤害了消费者和工人，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而且被视为对美国民主制度本身的威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拆他们的斗争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程。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参众两院几乎一致支持下获得通过，该法的开篇闻名遐迩：任何一份合同，只要以托拉斯或者其他形式，或者包含有串谋的意图，限制了州际或对外贸易，就可宣布为违法。 从1901年到1914年，美国联邦政府对所谓的垄断企业提起了大约120起诉讼，其中包括著名的对标准石油公司的分拆行动。1920年后，反托拉斯行动从政治斗争转向了更为温和的法律诉讼。在接下来的50年里，反垄断法的执行有增无减，这一运动的高峰一直持续到了1970年代，最终在经历了8年诉讼之后，美国司法部于1982年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分拆出一个继承了母公司名称的新ATT公司(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七个本地电话公司(即“贝尔七兄弟”)，美国电信业从此进入了竞争时代。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后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最终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垄断企业的危险性被大大夸大了。自此，反垄断运动逐渐归于沉寂。 进入新世纪后，数字经济的浪潮呼啸而来，不可阻挡。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新的企业形态——科技巨头（Big Tech）, 典型的如美国的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美团等。这类企业基于数字经济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范围经济等特征，近十年来规模不断扩大、范围日益延伸，渗透率加速提升，强有力地主宰着它们各自的市场，甚至控制着新闻生产和我们个人信息的获取。如今的全球经济及财富集中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财富和权力镀金时代。  科技巨头的罪与罚? 无可否认，数字时代的来临对整个社会有着非常深远和广泛的影响，人们获取信息更为便利，社会运作效率得以提高，在为此感到兴奋的同时，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有焦虑。特别是科技巨头们日益壮大的规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巨头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对信息传播有强大的控制力，对公共生活有空前的影响力，镀金时代的问题又一次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镀金时代的大亨们都是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的信奉者，约翰·洛克菲勒曾说：“当玫瑰生长时，我们唯有摘去那些最小的花蕾才能培育出美国最美的玫瑰。”科技巨头及其领袖最初带着理想主义的光环闪亮登场，但在市场大潮和华尔街的压力下，渐渐丧失了“初心”和“理想信念”。为了他们的“大玫瑰”，科技巨头们摘掉了许多“小花蕾”。 据欧洲智库Bruegel统计，从2001年至2020年8月期间，美国五大科技巨头共发起了825起收购行动。其中，谷歌每年的平均收购次数最多（13.11起），微软（7.24起）和脸书（6.8起）紧随其后。与传统公司不同，科技巨头们的收购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自身平台的竞争担忧，旨在通过获取业务补充、技术专利和技术人才来增强其数字生态系统的功能。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关于收购Instagram和W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