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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哲理的哲学小故事 在一个自由和宽容的社会里，没有继续升学的动机和压力的美国大学生们，毕业后的选择五花八门。 我大学一年级的好友杰西卡和阿什利，大学四年为那千回百转的法语意乱情迷，为那凯旋门卢浮宫的传说魂牵梦萦。毕业前对着山姆大叔提供的各种大好就业机会愁眉不展，总觉得今生不能在法国生活便好比亚当缺了根肋条，于是毅然报名去法国教中学生英语，一毕业便去了巴黎边上的小镇。后来在纽约的时候，我不时收到她俩的照片和信，照片上的女孩子笑靥如花，套头毛衣、格子呢裙、齐膝长靴，穿着打扮竟俨然如巴黎女郎。我不禁为她们追求自己生活的勇气和胆量钦佩不已。 另外三四个朋友因为对非洲向往不已，通过非营利性机构去南非当志愿者教英语。机构不给他们报酬，只是提供住宿和膳食，他们追求经历而不图报酬。另外一位好友克里沃是位忧国忧民的典型代表，申请了美国政府专门为大四学生提供的为期一年的研究基金，远赴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研究当地的饮水和膳食卫生，并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生活。玻利维亚是一个政局动荡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我们每天都为克里沃忧心忡忡。 热衷于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克里斯廷，毕业后在中国背包旅游半年。在旅游途中偶然被《华尔街时报》中国版的总编辑慧眼识珠，成为该报驻北京的财经记者。经济课上的佩尼，二年级就因为荣登《花花公子》封面而引起全校轩然大波，前两天寄来了相片，已经搬去了意大利，成为Prada正式的签约模特。 麦克子承父业，远赴中东走进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那个硝烟如此浓重之处继续展现他的招牌笑容。 跟文理学院的学生相比，商学院的学生们本能地热衷于商场。每年，90%以上的商学院学生们从美国各个地方飞向纽约的华尔街，飞向西雅图的波音，飞向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飞向东京的房地产公司。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全世界都会有他们的舞台。 我还没有开始生活，就已经经历了死亡。 在我出生前三年，我的哥哥在七岁时死于脑膜炎，这使得妈妈悲痛欲绝。哥哥的早熟、天才、善良和俊朗曾带给她无数快乐，他的夭折对母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她始终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 父母的痛苦只有通过我的出生才得以减轻。可他们的不幸仍然渗透到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在母亲的子宫里，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痛苦。我的胚胎浮游在忧郁的胎盘里，他们的抑郁寡欢从未离开过我，这既是一种创伤——它带来了一种感情疏远，也带来了一种我不如他的意识。因此，我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赢回我生命的权利。 我首要的选择就是不断挑衅，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和兴趣。 哥哥活了七年，我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一个我人生的标准。父母爱哥哥，但并不宠他，父母对我却是溺爱无度。自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给予我过分慷慨的爱。于是，我只有通过妄想，也就是骄傲的自我吹捧，才得以消除不断的自我质疑，学会通过填补他人情感真空来过自己的生活。 我一生下来就具有双重身份，有一个多余的哥哥，我必须先杀死他，才能拥有我自己的位置和死亡的权利。 一天下午，在菲格拉斯的玛利亚兄弟会员小学，我走下石梯，要去操场玩，突然有种冲动想从楼梯上跳下来，不过当时没能这么做。但第二天，我跳了下去，摔在了底层的楼梯上，鼻青脸肿，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惊讶，被我的行为吓坏了。我引起的震惊几乎让我忘记了疼痛，大家都来关心我，所有人都在注意我。几天之后，我又做了同样的事情，这次跌倒时我大声地喊，结果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我又跳了几次，在同学们的担心中我自己的恐惧完全消失了。每一次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全班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就好像我正在做礼拜。我在一片寂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死一般的寂静中走着，吸引他们的注意直到最后一刻。我的人格重生了。 我从中得到的奖赏远比造成的麻烦要多。我会经常一时兴起，从墙上跳下去，仿佛要冒最大的危险才能抚慰心灵的焦虑。我甚至成了一个技艺高超的跳跃者。我觉得每一次跳下去，青草、绿树、鲜花似乎都离我更近了，让我对现实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跳过之后，我感觉轻快多了，我可以正常地和存在的事物分享一切，可以“听见”我的感觉。我在同伴面前往下跳，让他们产生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还大的忧虑，在他们眼中，我获得了尊严，我的行为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首先，我可以品味我的绝望。从另一方面来讲，我无法知晓反而会使我更加快乐，我的恐惧使我胆大妄为，蔑视一切。死亡的刺痛赋予了我的生命和热情以一种新的特性。 我的灵魂靠摧毁它的成分养活，并且在它的对立面中找到了最大的快感。弱点变成了我的强势，我的矛盾丰富了我的人生。 在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会遭遇挫折、困难、失败、背叛等诸多不幸。面对这些人生的不幸，我们要如何走出人生迷雾般的低谷?成功者比比皆是，但那些成功的路只属于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