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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伟人的三种态度 对待伟人的三种态度 伟人是人类的精华,是文明的引路人。不同的地区与民族,对待伟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些是世界观的差别,这种差别往往能决定一个地区与民族的命运。本文在总结这些差别的基础之上,把对待伟人的态度区分成为以下几种。 一、过河拆桥, 鸟尽弓藏 希特勒发动二战，横扫整个欧洲。法国不到六个星期就投降了，北欧连起码的抵抗都没有。希特勒拿下了欧洲大陆，向西面对英吉利海峡，派出了全部的空军，对英国进行狂轰滥炸，下定决心要把英国打败，好腾出手来向东进攻苏联。英国人饱受轰炸和空袭的痛苦。伦敦每天要遭受几十吨炸弹的袭击，整个城市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正当世界认为英国要投降的时候，英国著名的强硬派首相丘吉尔上台，发誓英国决不投降，命令声名卓著的英国皇家空军进行还击。希特勒使劲了浑身解数，最后也没能打败英国。英国在丘吉尔的带领下，成为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沿壁垒，后来成为了诺曼底登陆、彻底击溃希特勒的堡垒。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总统蒋石，是当时世界的三大巨头。正是他们联合，创造了后来的联合国。 对于丘吉尔这样一位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英国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如果是中国，肯定就像对待毛泽东一样，当成神供奉起来了，家家户户挂神像，花花草草沐神恩。而英国人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就把丘吉尔给选了下去。丘吉尔是一个强硬作风的领导者，凡事雷厉风行，只许胜利，不许失败。这种性格非常适合在战争中担任首长，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面对重建和恢复，人民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需要的是温和务实的领导者。 对英国来说，丘吉尔的功劳非常伟大，但是不能因为你伟大，就耽误民族的进程。英国不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人用自己的理智和能力，选择了一位更加优秀的重建管理者。丘吉尔面对选举失败，说：对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一个民族伟大的表现。因为这个民族的人民懂得怎样对自己负责，而不是臣服于打江山、坐江山的奴隶主。历史上无数的故事证明了，凡是在重要危机面前拯救了国家的人，往往会不愿放弃临时获得的巨大权力，而蜕变成可怕的统治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英国首相邱吉尔,是领导这场大战取胜的大英雄。大功臣。可是在国内大选首相时,他落选了,而且落选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老了。伤心地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他曾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一个伟大的民族能够延续传承下来,是因为他们一直往前走而不是老回头看,将苦难留在身后,专注于前方的道路,已经过去的,没必要继续负担,生存下来就是最好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过河拆桥或鸟尽弓藏的行为,只应用于对待政治家,对科学家则是另当别论。 二、感恩戴德,无限崇拜 对于英国人民的选择,斯大林有些愤愤不平：“丘吉尔先生，是你领导英国打赢了战争，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民族英雄呢?你看在苏联，谁敢罢免我?”丘吉尔的回答则是鸡同鸭讲：“斯大林先生，我带领英国人民打赢战争，就是为了让英国人民能够继续拥有罢免我的权力!” 与人类社会相似，动物世界也存在着“伟人”，例如，蚁群中的蚁后与蜂群中的蜂后。蜂后会分泌一种称为“蜂王浆”物质的化合物，能抑制工蜂卵巢的发育。蚁后不能养活自己，但它可以分泌一种外激素，来引诱工蚁，使工蚁积极喂养蚁后。 化合物与外激素等，是蜂后与蚁王形成“伟人”的手段。与此相对应，人类社会之中，愚民政策则是伟人的热爱。伟人自已最爰读书，却最反对别人也读书。伟人最了解知识的重要，却对知识分子最为反感。伟人深深地懂得，愚民是伟人赖以生长的土壤。 这个道理在西方是路人皆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所以，国际歌庄严地指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 佛教诗云“三十三天天外天，白云里面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广大和尚也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凡事只能依靠自己的道理。 一个民族盛行个人崇拜，其表现是“对他们的伟大人物的依依不舍”，其本质是“一个民族不成熟的标志”。为了思想的成熟，德国的马·斯蒂纳曾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都在跪着,站起来吧。” 三、踩在脚下,百般利用 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都是建立在前人发明创造的基础上的,例如：居里夫人发现钋和镭两种天然性放射元素，就是在柏科德尔对放射物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又例如：伽利略研究自由落体运动，如果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千年的错误结论，他怎么会深入探究呢? 还有,牛顿研究力的问题也是建立在伽利略的基础上的。 因为伟人之所以成功，都得益于前人铺好了奠基石,所以牛顿就曾说:“我之所以看得比别人远,是因为我站在伟人的肩膀之上。”站在伽利略的肩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