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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灵魂的重量 书写灵魂的重量 一座山、一所大学、一群人和一脉传统 　　独秀峰是桂林城的一座标记，这不仅因为其山水美学意义上的挺拔与独立，更在于内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造就一种文化。独秀峰不仅传承着干余年来的人文薪火，其山脚下的广西师范大学更养育了一批写作人，是为独秀作家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了一批实力颇强的女作家，包括彭慧、冯志奇、张燕玲、杨丽达、杨映川、黄咏梅、刘永娟等。她们的背景与职业各异，创作题材与风格也较为多元化，但在写作的来路、质地和肌理上仍有若干共通之处：她们都曾置身于同一处山水的浸润，接受过同一脉学术积淀、文化传统的滋养，共享过同一座精神家园。而今，这部《背景——独秀女作家作品集》所呈现的，不仅仅是独秀女作家创作与其背景——大学文学教育、特定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滋养之内在联系，同时展现了一种尊灵魂的、有重量的、有着广阔精神视野和至深向度的文学，这也是她们所一直坚守的信仰。 　　这信仰首先来自传承。张燕玲的一段话很好地阐释了独秀峰下的文化传统是如何在作家身上薪火相传的，它“不仅仅源于～城的桂花，更源于抗战时期那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的先锋精神，源于那道始终矗立我们身后充满生机的文化背景。这道背景犹如当时的西南联大，这道背景其实是座人墙：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胡风、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洪深、柳亚子……这真的是一座令中国人景仰的伟大人墙。……如此背景下的文化薪火，给我设下了一个高度，使得我30年来不敢松懈，那道背景在我心目中很大很大”。除却背景上的感召与文化精神的传承，大学教育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具体。学院化的经典文学教育为独秀作家群提供了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文学素养，这为其日后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校园文化的繁荣不仅丰富了莘莘学子的文学想象，也见证了大学里茁壮成长的作家梦，是以张燕玲说“个人的品格、心性和立场，根就在这里，就在这个时代，就在诗社里，就在师大里，就在桂花香里”。 　　当个体与一个时代、一处地域的精神气质相遇合时，便会产生微妙又丰富的效应。这里，相同的文化背景与传承，相似的精神底色和胎记，使得她们承袭了独秀作家群所保有的一脉可贵的文学传统，即对人生世事持有深刻的洞察力，同时怀有可贵的悲悯与承担精神，关注历史和当下、城市与乡村、现实和梦想、此岸与彼岸，用细密的书写构筑那一小块故乡，却又以有力的灵魂叙事支撑起一个广大的时代。作为女性，她们又格外关注女性的命运，以其从容和深情为那些底层的、边缘的、于苦痛中的女性作证。 　　走出闺房：另一种女性写作伦理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一向被奉为女性解放的圭臬，本意是为争取女性写作者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空间。然而在20世纪中国，当女性发现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时，便纷纷退回闺房，很多女作家沉潜入自己的幽闭内心，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尤为突出，一时间“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风靡文坛。独秀女作家们无疑是这场“闺房写作”浪潮中的异类。作为女性作家，她们虽然同样有着精微深刻的个人经验，但却以“缺席”的方式更深刻地见证了这些经验的“在场”。她们走出闺房，移步至更广阔的天地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自我与世界的路径，去挖掘和表达尘世间那些更为苦痛的、深沉的和极端的经验。本雅明曾经这样解释小说的目的：“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独秀女作家的作品正是朝向书写“深广不可量度”与“极致”的“人的生活”的一种努力，为当代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极富价值的写作伦理。 　　杨丽达的《桃花塘记》是一曲女性自我寻找与自我拯救的挽歌。抑郁症患者、妇产科医生解花雨对枯燥工作和无爱婚姻心生厌倦，失去了爱与性的能力。经过一番痛苦而艰辛的自我寻找终于康复，但等待她的却是“外面更多的障碍”。青娥是一位对爱情存有积极幻想的妓女，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嫁予良人。两位女性结局看似完满，其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心灵危机，因而此处作家用了小标题“无奈花开”，表现女性生存的窘境，即便在经历种种磨难之后获得了暂时的安稳，却亦是一种无奈之举，比安稳更永恒的是无限苦痛的记忆并指向不可知的未来。 　　张燕玲则沉潜入历史，书写时空过往中女性的欢欣与悲痛、歌与哭，以及她们的生存和命运。散文《朝云，朝云》是对苏东坡侍妾朝云的欣赏和赞美。朝云身份低微，但却灵秀聪慧、极富才情，她与苏东坡相知相伴，即便苏轼被贬谪流放至岭南，她亦一路相随，克勤克俭，是“颇具现代色彩的爱情”，而作家之所以热爱朝云，是因为她“爱得够浓、够烈、够艳，也够精彩”。作家饱含深情地赞颂了朝云的生之热烈、爱之深切，同时也为她的逝去伤怀。朝云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与精神追求的典范，亦是女性理想爱情与人生模式的寄寓，这也许正是作家在寻觅心灵风景之途上想要抵达的岸。